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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帝国的主导思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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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该派认为帝国应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积极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愿、自由的共同体，反对任何僵化的帝国政治、经济或军事组织。

从自由主义的信条出发，自由主义者往往维护殖民地的政治自由，反对母国对殖民地的过多干涉；认为使殖民地持久忠于母国的最佳方式是使它们信任英国并想与英国统一，正如罗斯伯里指出，一个自由帝国在本质上“不是由武力，而是由感情和挚爱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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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假如使用武力来让它们为英国的利益效力，则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利益各不相同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对于当时一些人提出的用机构化的方式统一帝国的建议，他们非常反对，正如索尔兹伯里在190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有许多重要人物——有巨大财富和权威的人，他们认为采取立法行动来使殖民地组成联邦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奉劝他们，在他们这么做之前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希望从中得到的结果。

我们没有立法权力来影响已从母国和它的女儿们那里升起的思潮和感情。”

[54]总而言之，帝国组织应尽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非正式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自由主义思潮这时之所以能在帝国问题上重新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布战争后，英国出现了一派对帝国扩张的指责，从而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再度兴盛培养了土壤。

另一方面，19世纪的大规模帝国扩张中，英国人并未来得及提出全新的巩固帝国的思想。

此时，英国实力的衰落及其在国际上面临的危急局面，也使英国无力再采取积极的帝国政策，从而转入守成阶段，体系庞大的自由主义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巩固帝国的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派思想对于帝国巩固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原则上，而较少涉及具体措施。

这主要因为自由主义在这时已经是一种具有固定内容的思潮，自由主义者大多处于维护前人立场的地位，已经较少创新了。

他们更多地是提倡维持英国已有的帝国统治政策，实行无为而治。

所以，他们对帝国并无远大构想，只有当帝国结构中出现什么问题时，他们才去考虑解决方法。

他们的态度，可以用印度事务大臣莫利的话来概括，他说：“今天我能负责，明天我也能干得很好，后天我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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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已是强弩之末，但英国毕竟是一个靠自由主义起家、又靠自由主义达到鼎盛的国家，因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仍能占据帝国思想的主导地位。

同时，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又几乎都是1905年起长期执政的自由党政府的成员，所以其主张对于制定帝国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帝国改革派的变革意图

如果说，坚持自由主义传统者的主张是立足于帝国政策的传统和帝国发展的现状的话，那么帝国改革派则往往在面对帝国现存问题的同时，又着眼于帝国发展的将来，试图改进19世纪中期以来的殖民体制，使之进一步增强英国的力量，并设计出许多具体的举措。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瑟夫.张伯伦，著名的帝国主义者，1895—1903年任殖民大臣，对英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著名帝国主义者，1897年起先后任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及总督。

他们对于帝国怀着极大的狂热，矢志献身于帝国事业。

这一派巩固帝国主张的着眼点是英国经济从19世纪末以来的持续衰退，至一战前，无论是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见表1）还是出口量（见表2），英国都已大大落后于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

因此，激进的帝国主义者主要想解决英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推行殖民地经济改革，使殖民地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以维持英国的霸主地位。

表1实际GDP的年增长率（%），1880—1913年[56]

表2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880—1913年[57]

这一派的主张如下：第一，大力发展殖民地经济，对于出生伯明翰商业世家的张伯伦而言，殖民地始终是一个经济命题，是英国巨大财富和经济稳定的潜在资源。

他早在尚未担任殖民大臣时，就曾指出：

占有地球上某些大块空间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它们，除非你愿意开它们。

我们是一笔大财产的地主，地主的责任在于发展他的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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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伯伦著名的“地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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