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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战 自治制度的分水岭（第3页）

[81]各自治领在战争这场空前的危机中承担了重担和责任，这使它们迅速成熟起来。

第五，战争的经历促使各自治领政治地位提高，也使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成熟起来。

1917年创立的帝国战时内阁虽然被英国的帝国主义者视为是帝国联邦的实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方面，该内阁之创立是英国对各自治领要求在战争事务上有发言权的让步，是对自治领战时贡献的承认，正如劳合.乔治在给殖民大臣朗（WalterLong）的信中所说的，自治领“做出了巨大牺牲……所以我们应该使他们感到不仅有一份重担，而且在我们的会议中也有一份权力”

[82]。

另一方面，这个内阁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内阁。

真正的内阁应该是首相领导下的大臣们的团体，且只对一个立法机构负责。

然而，在帝国战时内阁中，英国首相和各自治领总理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而且，各首相、总理分别对各自的议会负责。

战时内阁做出的决定需由英国和各自治领的议会分别批准才能生效，如果某总理不同意战时内阁的决议，没有人有权强迫他接受。

可以说，自治领一切现有的自治权全部保留不动。

因此，帝国战时内阁仅仅是换了个新名称的帝国会议，只不过开会更频繁，以便处理更紧迫的日常事务。

[83]它非但不是帝国联邦的再现，而且还使各自治领在帝国的外交、防御上有了发言权和一定的决定权，这恰恰是自治领长期追求的目标。

因而，战争的经历在使英国欢呼帝国的凝聚力、重新燃起帝国联邦的希望的同时，也使各自治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都真正成熟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

鉴于它们实际上已处于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的门槛上这一实际情况，其必然要求帝国内部关系做出相应调整，离心倾向在进一步加强。

早在帝国战时内阁建立之初，加拿大总理博登和南非总理史末资就对帝国内部关系的调整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法。

在博登、史末资的动议下，1917年的帝国战时内阁通过决议，认为帝国关系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因该问题太过复杂，因此不适于在战时讨论，战后将召开专门会议加以解决。

会上还一致通过，未来的帝国内部关系应有如下特征：（1）“应基于对自治领拥有英联邦内独立国家地位的完全确认上”

；（2）各自治领应“在外交事务上有充足的发言权”

；（3）“应做出有效安排”

，在“所有事关整个帝国利益的事务上”

，英国都与自治领“不断协商”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行动”

。

[84]该决议中首次正式使用“英联邦”

一词，以表明它不是由宗主国和附属殖民地构成的，而是一组平等的国家共同体。

它突出地代表了各自治领对自身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对帝国内部关系的新要求。

博登和史末资提出的全新帝国概念，在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自治领在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以及地位的提高，使其认为自己有权像完全主权国家那样出席决定战后国际格局的巴黎和会。

加拿大总理博登要求：“加拿大舆论界和人民以及加拿大政府都满怀信心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加拿大应该派代表出席。”

[85]这一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

因此，在作为单一整体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帝国代表团中，各自治领被允许选派自己的代表作为该团成员出席会议。

此举曾遭到不少与会国的反对，认为自治领不是独立国家，无权单独列席。

英帝国代表团坚持认为，自治领参战的军队数量比出席和会并拥有代表权的许多小国家还多。

自治领政府像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样，通过立法来招募军队，通过增加赋税来支付军费，并且在战争中单独指挥军队作战。

因此，它们理应获得出席会议的代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