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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斯敏斯特法案 自治制度的突破（第3页）

但是它们在实际行动中，又往往唯大的自治领马首是瞻。

自治领民族主义的充分显现以及它们各自的利益，必然不会使它们长久安于统一外交的现状。

一旦与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冲突，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身利益，否定统一外交。

（二）英国在统一外交这最后一块阵地上全面退却。

建立统一外交一直是英国政府的目的，也是他们用自治政策维系帝国存在的最后手段。

这种政策反映了他们对自治领民族主义的成熟度认识不足，也使他们的目标不断与自治领发生冲突，最终难以达成。

帝国的政策与自治领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冲突发生在1922年9月。

当时，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凯末尔（MustafaKemalAtatürk）领导的军队拒绝巴黎和会上瓜分土耳其的协定，派军队挺进达达尼尔海峡，同驻守海峡附近卡纳克（Karnak）地区的英军形成对峙，是为卡纳克危机。

英国政府要各自治领派军援助，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殖民大臣丘吉尔在刚发出要求援助的电报后，就将打算警告凯末尔的公报交到各自治领手中。

英国的做法使自治领感到，所谓的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只不过是服从英国的决定。

因此，自治领对这件事的各具特色的反应预兆了将来的帝国关系。

新西兰政府立即派遣一支军队前往海峡。

南非以史末资将军休假为由，一直不作答复。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已做出了抗击土耳其的决定，则它也将派军队加入，不过，总理休斯抗议说，澳大利亚应当事先被咨询，“如果英国只有在要自治领承担义务时才咨询它们，则所有关于自治领在决定外交和帝国政策时拥有真正的参与权的言论，都是空话。”

[104]言下之意，对英国非常不满。

而加拿大则明确予以拒绝，麦肯齐.金领导下的政府答复说，没有加拿大议会的同意，它们不会给与任何援助，而且也没有必要召集议会讨论。

[105]加拿大的这一反应不同于澳大利亚，后者只是对程序问题不满，而加拿大则提出了加拿大议会和民族利益至上的观点。

金还特别指出，“任何个人或团体在这种事关我国全体人民的重大事务上，采取任何可能会限制议会权利的步骤”

都是不正确，也是不适当的。

[106]显然，诉诸议会主权的做法，挑战的不仅是统一外交的程序，也是对帝国作为法律上的整体的怀疑。

1922年末，由英、法等国主持召开的、与土耳其和谈的洛桑会议（ceofLausanne），各自治领均未参加。

对于会议所签订的条约，从惯例上讲是对各自治领有约束力的，但是加拿大坚决认为，它不能批准没有参加商谈的条约。

澳大利亚政府也改变了对英国的态度，休斯质问：“在外交事务上，帝国必须用一个声音讲话，但是应该是谁的声音？”

[107]统一帝国外交受到了自治领的有力挑战。

帝国的政策与自治领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冲突发生在1923年。

当美国与加拿大就在太平洋渔业资源保护问题上签订一项条约时，加拿大坚持只有它才能签订条约，而英国则援引惯例，认为条约必须有一名英国代表连署并由英王政府批准才能有效。

但是，金认为，这是一个加拿大事务而不是一个帝国共同利益问题，帝国统一外交是针对共同事务的。

这个理由英国无法否定，因此同意加拿大单独签署条约。

[108]这给了英国的统一帝国外交政策以真正的震动。

第三个冲突发生在1923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

一贯主张统一帝国外交的外交大臣寇松和海军大臣艾默里再次提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主张。

寇松在大会仍在召开时，未经自治领同意，就代表整个帝国向美国提交照会建议调查德国赔款问题。

这一举动引起各自治领的极大反感。

麦肯齐.金抗议说：“自治领应有自己单独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一项共同的帝国外交政策。

……如果英国政府邀请自治领参加帝国会议的目的，是制订一个对自治领有约束力而自治领议会又控制不了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将会拒绝参加未来的会议。”

[109]英国与自治领的观点差异之大在会上完全体现出来了。

不仅如此，当英国政府表示尊重既定的程序，在英国制订外交政策时事先咨询自治领的意见，也遭到了自治领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