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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制与自治（第6页）

我们都充满了激动、乐观和热情，我们感到了一个人在为一种事业而奋斗时的快乐。”

[85]

需要指出的是，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甘地主张印度各阶层的平等，他本人则致力于奔走全国各地的乡村、城镇，发动所有能发动的人参加到“不合作运动”

中去。

因此，这次行动的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印度民族主义再也不只代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工人、农民等也卷入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大众民族主义”

（themassnationalism）。

1921年底，甘地曾向总督递交最后通牒，宣称如果政府不终止镇压行动，他将发动“大众不服从运动”

。

[86]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表明，印度的民族主义阵线已得到了足够的扩大，自战时的“自治联盟”

以来，政治动员工作已告完成，印度民族主义在规模上趋于成熟。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英国专制统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便是印度的分裂，印度的统一则充分表明专制统治必将走向终结。

不过，1922年形势发生了逆转。

当年2月，曹里曹拉（ChauriChaura）地区发生了愤怒的群众烧死警察事件，忠于非暴力原则的甘地痛心疾首，宣布终止“不合作运动”

。

不久，政府以煽动罪逮捕甘地。

此时，土耳其已经获得独立，印度穆斯林不再需要印度教徒的支持，两者的冲突又重新浮现。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宣告失败。

在战后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一方面，英国人坚守专制统治阵地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921年，在蔡姆斯福德去职后，关于新任总督的人选问题，英王乔治五世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他应是一个……决不会让英国的统治失望的人。”

[87]新任总督里丁勋爵（RufusIsaacs，1stMarquess）坚决镇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坚持认为：“印度的主要问题是居民中大部分人的贫困和悲惨遭遇。

英国的统治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使印度获得和平与安宁。”

他还认为，印度动乱的原因在于群众无知且没有文化，易受感情煽动。

[88]

另一方面，战后的宪政改革已使印度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任何的后退都可能导致遍及全国的动**，回到专制统治的旧路上已是完全不可能。

印度的国际地位持续提高，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在关于印度向自治领移民的问题上，会议明确承认，“印度作为英帝国的一个平等成员的地位，和英属印度人不能合法地定居在帝国内其他部分的现状，是极不协调的”

[89]。

这一决议虽未最终解决问题，但却有助于提高印度地位。

新任印度总督里丁虽坚持专制统治，却也必须把宪政改革视为己任，他的儿子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广大的各民族居民沿着1919年印度政府法令所标志的道路迈出第一步。”

[90]所以，尽管专制统治留下了重要遗产，向自治政府迈进的方向却是不可动摇的。

从印度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除了废除“罗拉特法案”

之外的所有目标均告失败，但是这一时期却形成了现代印度发展上的一个心理分水岭。

“殖民地”

的精神状态被扫除了，民族主义者感到印度是成熟的民族国家了。

[91]因此，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在心理上趋于成熟。

专制与自治的较量虽暂告段落，但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