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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国战略与英帝国的解体（第3页）

但是，这种权威的展现仅仅是历史表面的浪花，实际上“二月四日事件”

使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更为困难了。

[18]正如上文所言，英国对埃及的控制主要基于三支柱形的权力结构，华夫脱党（arty）与埃及国王的权力制衡使两者都希望从英国获得更多的支持，正是靠着这种居中调停的角色所构建起来的合作体系，英国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控制。

但是“二月四日事件”

摧毁了这一合作机制。

“二月四日事件”

后华夫脱党的威信迅速下降。

事件表明了纳哈斯（NahasPasha）与英国的亲密关系，正是英国的坦克才使纳哈斯重新掌握了权力。

埃及所遭受的屈辱使埃及人民将不满指向华夫脱党，反对党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纳哈斯是英国殖民主义的走狗，1944年反对党发表指责纳哈斯政府助纣为虐的声明正是这一明证。

纳哈斯执政不久，其政府财政大臣、也是华夫脱党的总书记马卡拉姆.奥贝伊德被排挤出了华夫脱党。

奥贝伊德很快组织了新党“独立华夫脱集团”

，在1943年出版的《黑书》中，他揭露了华夫脱党的种种腐败行为。

[19]华夫脱党的分裂与腐败使反对党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1944年10月8日，在埃及的安全已经很稳固的时候，国王解散了纳哈斯政府。

“二月四日事件”

也使埃及国王的威望下降。

“二月四日事件”

暴露了国王的懦弱，一些更为激进的组织很快失去对国王的敬意与信任，认为国王不可能成为埃及复兴的领导者，为了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必须推翻这个懦弱的国王。

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纳赛尔（SamalAbdelNasser），“二月四日事件”

中埃及所遭受的屈辱使纳赛尔的反英倾向大为膨胀，“如果英国人知道有的埃及人不怕牺牲，决心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时，他们就会像婊子一样悄悄溜走的。”

[20]这样的态度使纳赛尔更为强调暴力，“我们的倾向，整个一代的倾向，开始走向暴力。”

[21]激进派对国王丧失信心以及日益盛行的暴力倾向成为1952年政变的思想根源。

在传统的两根支柱丧失后，二战中新形成的政治力量却表现得更为桀骜不驯，反西方的思潮与激进的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首先，传统的激进组织进一步发展，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与青年埃及协会利用民众的愤懑，制定新的指导思想并获得了更大的支持。

穆斯林兄弟会吸纳了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他们掌握的报纸主要面向下层劳动群众和学生，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左翼组织。

青年埃及协会更名为埃及社会党，主张激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22]其次，一些新的激进组织开始出现。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科学研究中心”

、“现代教育和文化传播委员会”

等文化团体，它们虽然标榜科学与现代，但实际上对西方的议会政治与西方式民主并不感兴趣。

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一大批左翼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officers）。

最后，华夫脱党自身也出现了激进的倾向，其代表人物是左翼分子阿布杜尔.法塔赫与穆罕默德.曼杜尔，他们开始脱离上层社会，向城市无产者靠拢，并要求限制土地所有权，实行国家干预。

[23]

英国的镇压也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处于一种极度的愤懑中。

英国驻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ordLinlithgow）的单方面宣战虽然是权宜之计，却刺激了国大党（IndianNationalgress）敏感的神经。

在尼赫鲁（JawaharlalNehru）等人的领导下，印度掀起了“退出印度”

的不合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