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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的独立与分裂（第6页）

。

[52]内阁也逐渐认识到，只承担责任而没有相应的权力只能恶化英国的处境，英国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1946年12月，内阁准备了一份声明，称英国到1948年3月31日将完成权力移交，如果立法会议不能代表整个印度，英国将把权力移交给各个地方的代表。

[53]内阁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顺利从印度脱身，英国政府的乐观情绪开始转变为焦虑。

对工党艾德礼政府在印度的撤退计划，丘吉尔称之为“逃之夭夭”

。

[54]贝文也承认政府在印度的政策是不名誉的行为，“看起来除了逃之夭夭外无可形容，既无尊严，也无计划”

[55]。

艾德礼显然被这样的指责激怒了，他对贝文说，如果他反对，请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

[56]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艾德礼觉得英国最好的选择就是从印度撤退，因为英国的统治依赖于印度的合作者，但是印度合作者的忠诚度开始下降，而且英国也不可能再派出大量军队来增援印度，除了撤退没有其他办法。

艾德礼进退两难，他虽然准备撤出印度，却不想留下一个被赶走的印象，也不准备让帝国瓦解，“从印度撤退，不要显得是我们虚弱而被迫如此，也不能是帝国瓦解的第一步”

。

[57]他对贝文的不理解深感烦恼，不过贝文对艾德礼还是敬重的，在艾德礼发怒之后，贝文保持了沉默。

但是，艾德礼还是同意了贝文撤换韦维尔的建议。

艾德礼一方面感觉韦维尔缺乏必要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感觉韦维尔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

[58]他认为无序撤退将导致混乱，并“在英联邦中引发恐慌”

，“在我国和自治领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对我们的国际地位产生严重后果”

。

[59]艾德礼决定以蒙巴顿将军代替韦维尔，这样，蒙巴顿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

蒙巴顿具有皇室血统，是二战后期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最高负责人，许多人认为他在印度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蒙巴顿虽然宣称自己在印度执行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与国大党领袖的关系不同寻常。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如果得罪国大党，他就无法控制印度的局势而保证权力顺利交接。

[60]不管什么原因，他与尼赫鲁私交很好，而不喜欢真纳。

[61]受到艾德礼邀请时，他一度表现得非常谨慎。

他清楚赴印度的使命不仅要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抵制，而且也会受到英国内阁的掣肘。

但最终他被艾德礼说服，决定接受这一任务，不过也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在印度执行任务时不能受到内阁的无端干预；第二，英国政府应该就印度的独立确定一个时间表。

艾德礼答应了蒙巴顿的条件，实际上，确定时间表的政策与艾德礼的计划是一致的。

英国在1946年底就已经有意要确定时间表，政府很快就宣布1948年6月为英国移交权力的最后时间。

艾德礼政府认为确定时间表可以向印度各方表明英国是真心准备离开的，这样可以迫使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搁置争吵，从而有利于英国从印度撤退。

[62]但同时，时间表政策也表明英国手上的筹码并不多[63]，这个筹码能够起作用吗？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抵达印度。

印度的局面比他想象的更糟糕，而英国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正如他的助手伊斯梅勋爵（LordIsmay）所言，“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我们也丧失了所有的权威，玩偶中的木屑一点点地用完……如果你手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吓别人，你也就不能虚张声势了。”

[64]不过也不能忽视英国的有利条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争吵，使英国可以在两者之间巧妙周旋，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刺激了印度的政治精英，他们决定争取一个现实的、也是妥协的方案，这对英国的权力移交就有帮助。

[65]

起初，蒙巴顿仍然希望维护印度统一，因而敦促印巴领导人“接受内阁使团的计划”

。

[66]但是国大党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强烈要求组建强大的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