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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困塞浦路斯（第3页）

在武装斗争的背后，是绝大部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强大支持。

面对塞浦路斯的暴力活动，英国派出帝国总参谋长哈丁（SirJ）担任塞浦路斯总督。

哈丁上任后不久，就把镇压“埃奥卡”

列为政府的中心任务。

由于怀疑大主教与“埃奥卡”

有关，马卡里奥斯被放逐到了遥远的塞舌尔群岛。

但是，放逐马卡里奥斯反而使极端派格里瓦斯可以更加放开手脚来对付英国人。

“埃奥卡”

把袭击对象从士兵、警察和希腊族塞浦路斯“叛徒”

扩大到了英国平民。

到麦克米伦政府时期，“埃奥卡”

的暴力活动使英国不堪其扰。

1957年6月，处理殖民问题的核心机构内阁殖民政策委员会（etialPoliittee）[110]得出结论，英国应该从塞浦路斯目前的“可憎状态与高昂代价”

中解脱出来。

[111]

实际上，英国的这一转变有深刻的原因。

第一，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英国的防务计划发生改变，麦克米伦政府决定放弃维持大规模的常规部队而追求廉价的核武器，现役军人从70万左右缩减到了37.5万人。

[112]新的防务政策也使英国不必要完全保有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英国只要在塞浦路斯拥有两个空军基地就足够了。

第二，“埃奥卡”

的暴力活动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英国既面临着塞浦路斯的暴力斗争，在国际上也因为实行过时的殖民统治而遭到谴责。

第三，随着1955年土耳其卷入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的局面越来越具有不可控的爆炸性，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有爆发内战的危险，而英国可能卷入其中。

[113]

麦克米伦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他上台不久，就取消了对马卡里奥斯的放逐，同时任命自由派政治人物休.富特爵士（SirHughFoot）取代哈丁的总督职位。

富特很快提出建议，英国应该在塞浦路斯推行内部自治政策，在经过7年的过渡期后，英国应该给塞浦路斯以自决的权利。

但是麦克米伦认为这一计划影响了英国与土耳其的关系，而随着英国的忠实盟友努里（Nuri-al-Said）首相在伊拉克的垮台，土耳其在英国中东防务战略上的地位更加重要。

麦克米伦的方案是计划邀请希腊、土耳其共同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959年2月，在苏黎世会议上，希腊放弃了与塞浦路斯合并的要求，土耳其则放弃了分裂塞浦路斯的计划。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也逐渐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1958年9月，马卡里奥斯最终同意了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处理意见，也放弃了大希腊的理想。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独立，新国家实行某种形式的联邦制，由希腊族人担任总统，土耳其族人担任副总统，在内阁中，土耳其族人也获得了与其人口比重不成比例的特权，希腊族官员与土耳其族官员的比例为7∶3。

塞浦路斯的独立由英国、希腊、土耳其联合进行担保，而英国则继续保留对塞浦路斯两个军事基地的所有权。

这一妥协方案为塞浦路斯的民族冲突埋下一个当量巨大的定时炸弹。

独立后不到三年，塞浦路斯就爆发了内战。

1974年，土耳其军队应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要求入侵塞浦路斯，造成了塞浦路斯事实上的分裂。

塞浦路斯的苦果是英国人为的产物。

英国为了自身战略的需要，顽固反对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要求。

在形势的压力下，英国仍然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更多地照顾了土耳其的愿望并把土耳其引入塞浦路斯事务，这是塞浦路斯分裂的重要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必须为塞浦路斯的分裂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