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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困塞浦路斯（第2页）

他建议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抵制态度采取强硬政策，并要求伦敦授予自己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巨大权力。

殖民部官员认为怀特的政策不会有结果，但是外交部支持怀特，力主内阁授予怀特大权。

英国内阁则认为首先应该让军方评估塞浦路斯的战略价值。

1950年6月，军方提交了评估报告，认为塞浦路斯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军方同时指出，由于冷战的加剧，英国必须考虑盟友土耳其的态度，如果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失当，英国可能失去土耳其，甚至导致土耳其进入苏联的怀抱，这对西方盟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

[101]

军方报告使那些对塞浦路斯采取强硬态度的观点占据上风，怀特被授权对塞浦路斯采取强硬政策，殖民部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不让英国公众与国际社会知道塞浦路斯的真实情况而已。

1951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仍然拒绝对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大希腊计划做出让步。

1953年，在希腊休养的艾登斩钉截铁地告诉希腊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塞浦路斯问题，他甚至讽刺说希腊应该收复纽约，因为纽约的希腊人比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还要多。

[102]1954年7月，殖民部官员霍普金森（HenryHopkinson）在公开演讲中表明了相同的立场，他指出：“由于一些特殊状况，英联邦中的某些地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完全自治的地位。”

[103]

保守党政府为什么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表现得如此顽固？第一，塞浦路斯的战略价值对英国来说是有增无减。

英国与埃及关系的恶化使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变数很大，塞浦路斯很快被当作替代战略据点，1955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统帅部迁到了塞浦路斯。

第二，希腊共产党势力强大，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后有可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必须防止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区出现另一个英属圭亚那”

[104]。

第三，土耳其因素在英国政府的考虑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占总人口的近20%。

作为英国在中东的盟友，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认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大希腊政权是对土耳其的严重威胁。

为了获得盟友的合作与支持，英国必须照顾土耳其的意愿。

[105]第四，就艾登而言，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政策已经引起保守党右派的严重抗议，为了抚慰这些右派，艾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表现得非常强硬。

英国的态度首先激怒了希腊，现在希腊被迫把自己与塞浦路斯的独立事业绑在了一起。

在霍普金森讲话后不久，希腊政府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

英国的顽固态度也激怒了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

1952年7月，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奥斯（Arakarios）开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很快任命一名叫格里瓦斯（Gerivas）的军人担任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

格里瓦斯认为要在塞浦路斯赢得胜利，唯一的办法是进行军事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在希腊本土唤起民众，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并最终使英国人从塞浦路斯撤退。

在格里瓦斯的领导下，塞浦路斯的反英斗争向武装暴力方向发展。

面对联合国与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丘吉尔主张实行“强硬但务实的政策”

。

[106]殖民大臣博伊德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为塞浦路斯提出新的宪法构想：在新的立法会议中，以选举的多数取代任命的多数。

但是，博伊德不同意完全由选举成员组成立法会议，艾登也拒绝讨论塞浦路斯的主权问题。

[107]塞浦路斯的自决权也被否决了，因为，“英国应该避免对希腊倾斜太多以致疏远土耳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08]。

在1956年的拉德克里夫计划中，英国仍然坚持控制塞浦路斯的外交、防务事宜。

英国的态度导致塞浦路斯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活动。

1955年4月，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支持下，格里瓦斯宣布了“第一份革命宣言”

，[109]塞浦路斯的反英武装斗争组织“埃奥卡”

（Natianizatihters，简称EOKA）全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