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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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6页）

他过日子严于律己，晚上早早就寝，工作不知疲倦。

他喝好多好多牛奶，从来不到处拈花惹草。

然而，1918年他太太去世，他从婚姻的樊笼中脱身，一下子就冲昏了头。

他勾搭上一双美籍匈牙利裔的俏妞——歌舞圈里管她们俩叫“多丽姐妹”

，然后一头扎进温柔乡。

他一手挽住一个多丽，在欧洲的各大赌场流连忘返，赌至昏天，输到黑地。

他夜夜在外面觥筹交错，将大把大把的钱傻呵呵地扔在赛马和汽车上，买下“陡崖城堡”

，还制订计划要在附近的亨吉斯特伯里海德造一处有两百五十个房间的产业园区。

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赛马输掉了八百万美元，失去了塞尔弗里奇公司的控制权，失去了自己的城堡和在伦敦的房产，失去了自己的赛马和劳斯莱斯汽车，最后只能独自栖身于普特尼的一座小公寓里，出门得坐公交车。

他死在1947年5月8日，彼时已一文不名，且完全被人遗忘。

当然啦，话说回来，他到底跟一对双胞胎姐妹**、欲仙欲死了一场，这可是关键。

时至今日，“陡崖城堡”

那气宇轩昂的哥特式外壳依然在一群平房中鹤立鸡群，这景象委实刺眼，只有城堡背面例外——在那里，周边地带一路往下延伸，穿过一个公共停车场，直奔大海。

我倒挺乐意知道，这房子是怎么会处于如此岌岌可危、荒凉破败的境地的，可是，在这庄重而忧郁的氛围中，附近空无一人，停车场里也没有汽车。

我踩着摇摇晃晃的木头台阶一路走到海滩上。

夜里雨就停了，可是看看天，还是一副山雨欲来的架势。

一阵疾风吹来，扬起我的头发和衣服，激得海上恶狠狠地翻起了泡沫。

除了惊涛拍岸，我什么都听不见。

我被风以险峻的角度斜抵着，在海滩上艰难跋涉，姿态宛若用肩膀扛起一辆汽车上山去。

一路上，我从呈新月状排列的一长溜海滩小屋前经过，它们的式样如出一辙，只是油漆的深浅明暗各有不同。

大多数房子在冬天里都关着门，但是这条路走到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时，有一家却开着，那模样活像是只魔术师的匣子。

屋里有个小小的门廊，门廊上一男一女都坐在花园椅上，用足够在北极抵挡严寒的厚衣服裹住身体，大腿上还盖着毯子，承受冷风侵袭，那风似乎随时都有把他们掀个后空翻的危险。

男人正竭力想读一份报纸，但风却执著地将报纸往他脸上卷。

他们俩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即便不是真的那么高兴，至少也挺满足，就好像这里是塞舌尔群岛，此刻他们正在款款低首的棕榈树下畅饮杜松子酒，而不是坐在一阵阵英格兰的疾风中冻得半死。

他们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小份面朝大海的房产。

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有一长溜人排队等候呢，况且——这才是他们如此开心的真正秘诀——只要他们乐意，随时可以退回到小屋里，挨冻受冷的程度就能略微减轻点。

他们可以泡上一杯茶，如果特别乐意放肆一下的话，还能吃一块巧克力消化饼干。

吃罢茶点，他们可以花半个小时开开心心地收拾东西，再关好门窗。

人生在世，他们只需要这么一点点，就能让自己进入几近狂喜的境界。

英国人的魅力之一，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美德无知无觉，不过，他们最最无知无觉的，还是自己过得有多么开心。

你听我这么讲也许会笑，但他们真的是地球上最开心的人，千真万确。

随便挑两个正在聊天的英国人观察一下，看看他们听到别人讲个笑话、逗个乐子的时候，需要多久便能够嘿嘿一笑或者哈哈大笑。

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

有一回，我从敦刻尔克去布鲁塞尔，跟我同坐一个车厢包间的是两个说法语的生意人，明摆着，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老同事。

整个旅途上，他们聊得很热络，可是一连两个小时里，他们谁也没露出一丁点笑意来。

同样的情形，你可以在德国人或者瑞士人或者西班牙人甚或意大利人身上想象，但英国人嘛——休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