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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打算继续前往会议大厦,但从国家美术馆出来后,发觉下午几乎就要过去了。
我不得不等到明天再说。
我沿着缓坡,朝着湖和大桥的方向返回。
天空终于放晴,远处的小山上落着一块块银色的光斑。
云不再留在低空伺机下扑,而是回到了空明的高处,视野确实很棒。
堪培拉是一座纪念碑的城市,其中大部分规模相当大,几乎全部都有自己专属的一道绿荫,在这里,我一扭头,就把它们尽收眼底。
它给我的感觉不像城市——远远不像——反而更似一个保留下来的战场。
那种空旷感,那种毕恭毕敬的绿意,是你期待在葛底斯堡或滑铁卢看到的东西。
很难相信,这景致里掖藏了三十三万人口,这个念头——它冒出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彻底改变了我对堪培拉的看法。
我曾经鄙视的,实际上恰恰是它最令人佩服的成就。
这个地方不带一丝明显承压之痛,就比20世纪50年代末扩张了十倍,而且依然是个大公园。
想象某个温馨的小型美国社区——比如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四十年间吸收了三十二万的额外居民。
想想那基础设施,要满足另外三十二万个以车代步的我们的需求——大型商场,停车场,延伸进入亮彩的标志和架高的广告牌森林的八车道马路,分出三六九等的大片住屋(再见,树林!再见,农田!),偏远的超市和特大型零售中心,星罗棋布的汽车旅馆、加油站和快餐店。
想想每回出门买冰箱或跑步鞋或加油的情形,一准得忍受几英里的纷纷扰扰和鸡零狗碎。
哎,堪培拉可没这些破事情。
多了不起的成就啊。
我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整个改变了。
我还是得说,要有那么一两家酒吧也不会坏事啦。
二
下面谈谈为什么你永远理解不了澳大利亚政治。
1972年,在自由党(这个党是被解读为保守党的)执政二十三年之后,澳大利亚选举产生了一届工党政府,由干劲十足且温文尔雅的高夫·惠特兰领导。
惠特兰政府立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给予原住民他们从没享有过的权利,比如从越南撤离澳大利亚军队,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等等。
然而,议会民主有时候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政府慢慢失去了它的多数席位。
到1975年,议会陷入僵局,惠特兰和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都不愿让步。
走进来掺和这个死局的,是女王在澳大利亚的官方代表,总督约翰·科尔爵士。
他使用了之前从没行使过的权力,解散了惠特兰政府,让弗雷泽控制大局,并下令大选。
对于这种专横的干涉,澳大利亚人义愤填膺,都没法形容他们有多愤慨了。
国家突然陷入一片愤恨之中。
他们自己还没机会弄明白自身的分歧呢,就有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一个政府的非民选代表越俎代庖了。
这使人蒙羞,也提醒人们,澳大利亚根子上还是个殖民地,依照宪法,仍旧从属于联合王国。
不管怎么说,澳大利亚人按照要求举行了大选,选民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推翻了惠特兰政府,弗雷泽上了台。
换句话说,选民们平静地认可了仅仅一个月前使整个国家愤慨的行为。
所以,我说,你永远理解不了澳大利亚政治。
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你几乎不可能从外部追踪澳大利亚政治的动态,因为有关这个国家的消息很少漏到外面的世界。
可就算你在当地,尽心尽责地跟踪事态,你又发现自己陷入泥淖:争论连篇累牍,细碎的观点纷繁复杂,杂芜的亲疏敌友关系纠结,这些都妨碍了理解。
给澳大利亚人一桩议题,他们会争得情绪激昂,角角落落、方方面面一个不落,还会引入许许多多不甚关联的连带问题。
于是很快,局外人就搞不清楚状况了。
我游历其间的国家大事是澳大利亚是否要改成共和国——它是否要剪断与英国之间最后的殖民纽带,跨出必要的步子保证将来再没有啥约翰·科尔以类似的方式再让这个国家蒙羞。
我看这根本不算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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