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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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2页）

你再也看不见比这儿更蓝的城市天空，或更纯净的阳光在摩天大楼上折射。

让珀斯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公园之一——国王公园。

地跨一千英亩美丽的土壤，在天鹅河广阔流域的悬崖边，国王公园有一座城市公园所应有的全部——游乐场、鸟兽类保护区、漫步区、植物园、高地、纪念碑——大到你觉得永远看不完。

大部分以传统的方式陈列——起伏的草地，小路，花圃——但有一大片角落，大约占整个公园的四分之一，是未被修正的灌木丛。

就在穿越这片少有人问津的区域，漫步在阳关充足的小路上时，我看见了一只小的皮毛半球体，有点儿像地板打蜡器的刷子部分，从路一侧的灌木丛中出现，它高贵地，不疾不慢地，向路另一侧一模一样的灌木前进。

感觉到我的存在，它停住了。

它有光滑黑色的刺，直指后方，随便地将自己卷曲成一个球，因此我没能看见它的尖鼻子，不过很明显，这是一只食蚁猬，不可能是其他东西。

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

关于澳洲野生动物，这是最令我兴奋的时刻。

我承认，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悲哀。

一个国家充满奇异而惊人的生命形式，最精彩的部分却是我在城市公园里发现一只无害的活动针垫。

我不在意。

这是一只单孔目动物——一个生理学上的异类，一个生殖世界的奇迹，哺乳动物这棵大树上的最孤独枝干上的一只怪物。

食蚁猬感觉到我向后退，和它保持了恭敬的距离，它展开身体，继续摇摇摆摆地走进灌木丛。

兴奋于我的泄殖腔动物，我沿着小路走，又回到了真正的公园。

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一条狭长而美丽的林荫道。

很早以前就种在两旁的高大的白橡胶树，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者。

每棵树上有一小块匾牌，给出一条短暂生命的大致情况——没想到非常感人，我沿着这条长路走完，一块接一块地读。

“纪念陆军上尉托马斯·H.博恩，第44营，”

一块写着，“1917年10月4日帕斯尚尔战役中阵亡，年仅25岁。

妻女献上。”

这在澳大利亚之外鲜有人知——我觉得在这儿值得一提——一战中，没有哪个国家阵亡的人口比例高于澳大利亚。

在少于500万的国家人口中，澳大利亚承受了巨大的损失，21万伤亡中——6万死亡，15万伤兵。

士兵的伤亡率高达65%。

像约翰·皮尔格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来自最远端的部队受到如此重创，且全为志愿兵。”

就在几天前，在某份周末报纸中，我读到一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济根有关一战新史学的评论。

顺便说一下，那评论者注意到（用一种明显的感叹），济根长达五百页观察细致的文本中，对澳大利亚部队一次也未提及。

可怜的澳大利亚，我想到。

其他国家生产无名的战士，它生产无名的军队。

（几周以后，在伦敦，我找来了济根的书，里面经常提到澳大利亚军队。

我觉得由此可得的结论是，澳洲人老觉得自己会被忽视，有时他们会忽视了自己其实未被忽视。

）

在这条忧郁的大道外，是多出许多生气和阳光的植物园领地，而我如今带着不一般的热情走近，因为澳大利亚的植物格外稀有，没有别的地方会像这里摆放得那么漂亮。

澳大利亚真是惊人的富饶。

它被认为有大约两万五千种植物（比较一下，英国有一千六百种），而这仅仅是一个猜测。

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从未被命名或研究，且新东西一直在出现，还是经常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

比如，1989年在悉尼，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树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