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附录 悉尼奥运会（第6页）

有关袋鼠的笑话已经成为许多报道文章的主题，最引人注目的，其实也是最难以理解的，莫过于刊登在《休斯敦纪事报》上的一篇周末报道，这篇夺人眼球的文字一开头就写道：“今天早上我发现睡衣里有一只袋鼠。

我永远无法知道它是怎么到的那里。

不过这儿遍地都是袋鼠，都在一条条街道蹦跶。

伙计，出了机场用不着打的。

把行李塞进育儿袋，紧紧抓住两只耳朵，然后，骑着袋鼠蹦进城吧。”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飞行时差综合征有时是很可怕的。

你大概能想到，许多记者都发现澳大利亚有着丰富多彩的词汇，既有趣，又费解。

好几位记者编出了词汇表，里面解释了诸如larrikin（小流氓）、jillaroo（牧场女徒工），甚至bloke（家伙）这些难以捉摸的词语。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记住了一句，是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措辞十分谨慎：“澳大利亚某些地区的女性被称为sheila（口语，即‘女郎’）。”

我最重大的发现，是《底特律自由报》上的一则消息。

据报道，一位无名的澳大利亚篮球运动员用了某个词语来称呼美国选手文斯·卡特，该词与banker谐韵。

记者不太熟悉那个词，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字面解释，只好说该词听上去大概是jerk（笨蛋）的意思。

当然jerk这个词我是很熟悉的。

最令人惊讶乃至失望的是，没有几个记者发现悉尼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读过的报道中，只有《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鲍勃·克拉维茨像是真正喜欢这个城市。

他在一篇奥运会揭幕文章中写道：“再找不出更好的舞台来举办这新世纪的第一届奥运会了。

今天的悉尼焕然一新，全城上下一片欢愉，用无以言表的美丽向世界展示着自己。”

而在别的报道中，你很难感受到悉尼具有某种令人艳羡的魅力。

也许这些前来工作的访客忙得无心观赏，但他们的确好像有那么一点儿说不上来的不情愿，不愿在业务需要之余跟这座城市稍事亲近。

我觉得在这些奥运活动中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就是上周《快讯》的一则报道，说美国全球广播公司NBC往悉尼运送了7264公斤星巴克咖啡，以保证员工能有足够的咖啡因以维持美国式的亢奋。

不知他们会不会分一杯给可怜的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可能的话再捎带一块HostessTwinkie蛋糕或者加工乳酪。

因为，还得熬过漫长的十几天，我们才能回到家中，再次吃上像样的东西。

纪念品：不为纪念而生财

在本届奥运会之前，我参加的最大的公众活动是在1990年，当时伦敦《星期天通讯》[29]的几个老伙计派我去新奥尔良观看超级杯足球冠军赛。

在那里我了解到，一名持证上岗的记者投身于大规模的、财力雄厚的公众活动是何等惬意的事。

在新闻中心报到时，我拿到一只有型有款的帆布包，里面塞满了小礼物——笔记本啦，钢笔啦，纪念章啦，如此种种——另外还有一个信封，装满了各种邀请函，有晚餐，有午餐，有早餐，有上午的茶点，有产品发布会，还有各种赞助商举办的鸡尾酒会。

别把我想得太肤浅，好像光凭一群大公司拿鸡尾酒、豪华自助餐和一个塞满时髦纪念品的记者包就能赢得我的好感，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还是很感激的。

关键是，由于我努力地应邀参加每一场聚会，我拿到了一大堆纪念章、钢笔、笔记本、订书机、帆布包，还有别的很多纪念品，因此十年来我从不用花钱买圣诞礼物。

很自然地，我以为悉尼大抵也是如此，唉，结果那种大方的馈赠并没有发生在悉尼。

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惊讶，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人比悉尼奥运会的组织者更了解白拿礼物的愉悦和吸引力了。

但实际上，从免费赠品的角度看，悉尼奥运会相当寒碜。

还好，我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

跟现场观看开幕式的其他十一万位观众一样，我拿到了一只带碰簧锁的手提袋，里面装了一堆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一枚纪念章，一双短袜，一把贴纸，一支塑料手电（用来骚扰邻座的观众）。

《悉尼晨报》很大方地给了我好几件带有晨报标志的衣服（可能是作为现金的替代品）：一件polo衬衫，一件橄榄球衬衫，一顶棒球帽，一件尼龙雨衣。

当然了，这些衣物我一天到晚得意洋洋地穿着。

所以说，我并不是完全一无所获的。

但我也意识到，我还没有一件可以带回美国去的真正的奥运会纪念品。

这时，我读到一篇刊登在《晨报》金融版的文章，教你如何通过购买对的纪念品而一夜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