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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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亚琛和科隆（第3页）

只见那女人正大口大口地抽着勋爵牌香烟，打量着餐厅里的所有男人，除了我之外（我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隐形的存在，狗与传教士除外）。

她的同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正忙着向她吹嘘自己是如何把一卡车呼啦圈和李欧·赛耶[2]的专辑卖到东德去的，看得出来，他正沉浸于自己的机灵劲儿中无法自拔。

他笑起来的样子和我高中的劳技课（木工活）老师阿尔维斯·德里克一模一样，更巧的是，正是德里克教会了我一点点勉强可用的德语。

我会选修德语课的原因只有一个，教这门课的老师是韦伯斯特小姐，她可称得上是“行走的春梦”

。

她的胸部“波涛起伏”

，非同一般，她紧贴着裙子的翘臀就像是用透明的玻璃纸包住的西瓜。

每次韦伯斯特小姐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时，座位上的18个青春期男孩就会开始呼吸困难，并渐渐地把手滑到桌子下面。

不过开学仅仅两周之后，韦伯斯特小姐就神秘地离职了（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德里克先生来顶替了她的教职，直到有正式的老师入职，他才会被替换。

这真是场大灾难。

德里克先生对德语知之甚少，他和德国最亲密的接触可能就是一场曾在密尔沃基举办的啤酒节。

我确信他连代授德语课的资格都没有。

他是这么教我们的：打开一本书，用他粗大的手指沿着文字指来指去，把课本上所有的难点一律跳过。

我猜想，他在高中教木工活应该不需要什么高级文凭，尽管如此，他上课还是用尽了浑身解数。

我看《霍根英雄》[3]学到的德语都比他教的多。

德里克先生位列“我讨厌的人”

名单中的第一位，因为他，我的两年高中时光如同炼狱。

当他用乏味单调的语调讲工具的用法和保养时，我努力地尝试过认真听讲，但是没过几分钟，我便发现自己的眼睛正不由自主地瞟向窗外，那里有36个妙龄少女，全都穿着蓝色小褶皱裙，她们的小屁股在裙下若隐若现。

这时，我的想象力便开始如脱缰的野马——我变成了一条挣脱了链子的小狗，在她们古铜色的大长腿间爬来爬去，一边闻着她们身上的香味，一边喘着粗气……一两分钟之后，当我的嘴唇正体验着少女们梦幻般的挑逗和亲吻时，我突然被拉回现实，班上的每个人都在看着我。

很显然，德里克先生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德里克先生？”

“我刚刚在问你这个刀片属于哪一种，布莱森先生。”

“锋利的那种啊，德里克先生。”

德里克先生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通常这种叹息只会发生在一个蠢货发现了另一个比他更蠢的蠢货时），然后疲惫地说：“这是一把14英寸[4]长、带有两个孔的匈牙利刀具，布莱森先生。”

这堂课的剩余时间里，他让我在教室后面罚站，还要我用鼻子把一张砂皮纸顶在墙上。

我实在不是干木工活的料。

当班上其他同学都在操作危险嘈杂的电动工具做松木盒子或海船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基础操作台前，和矮胖的塔比·塔克，还有另外一个蠢货一起。

那个蠢货实在是愚不可及，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屑知道他叫什么，我们通常称呼他为“口水男”

。

我们三人是被禁止碰任何比砂皮纸和榆树牌胶水更危险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只能无休止地坐在那里，用废木料做些啥也称不上的东西。

当然口水男除外，他只会吃掉那些胶水。

而德里克先生从未放过任何一次羞辱我的机会，“这又是什么呢？”

他总是这样说，然后拿着被我折腾了27周的木头，高举起来，让全班人得以共赏并加以嘲笑。

“我已经教了16年的课了，布莱森先生，我还是不得不说这是我见过的做得最糟糕的一个。”

还有一次，他拿起了一个我做的鸟笼，不过还没等他完全举起来，鸟笼就坍塌了。

整个教室顿时就沸腾了，塔比·塔克因为笑得太用力差点窒息。

他笑了足足20分钟，尽管在此期间我曾隔着桌子小心地警告过他，如果他再笑，我会把他的睾丸也切一个糟糕的斜面，但这种威胁根本无效。

那位女服务员终于拿来了我的啤酒，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在自己的小宇宙中沉浸了至少10分钟。

这让我很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可能自言自语，不时发出笑声，看上去就像是那些在公共车站过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