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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见到的资料看，上面两篇文章大约是我国20世纪最早谈论悲剧的文字，作者有感而发而且写得慷慨激昂。

但是，也必须承认，他们在豪情满怀、急于事功之时，对悲剧中蕴含的一些应该回答的问题却来不及思考和说明：

描写失败惨事的戏剧为什么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使人们痛下改行新政和振兴国家的决心？

描写志士仁人困顿流离终归失败乃至毁灭的戏剧为什么能激动人们坚守理想，培养高尚的人格精神？

喜剧为什么只能为社会“种孽”

，使社会多“惨剧”

？悲剧为什么反而能为社会“造福”

，使社会多“庆剧”

？

看来，在欧、蒋下笔为文之前，有三个前提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一是大多数人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清醒、理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敢于面对社会现实中的苦难，并享有描写和观赏苦难的自由。

否则，悲剧就无法诞生。

二是大多数人都具有相同的社会正义观，善恶分明，爱憎强烈，都以“爱国”

“志仁”

（有志于仁）为善和正义。

对恶压倒了善，正义遭到了否定愤愤不平。

否则，描写善和正义遭到否定但又对善和正义表达强烈同情的悲剧就引不起共鸣。

三是大多数人都具有社会正义必胜的信仰，相信社会正义的暂时失败是它必然胜利的前奏。

否则，悲剧就只能令人悲观失望而不能使人振作精神。

这三个“不言而喻”

的前提存在，说明欧、蒋既是清醒、理智的现实主义者，又是富有社会正义感且具有社会正义必胜这一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关注的是恶压倒善的社会悲剧，形成的自然是一种信仰社会正义必胜的乐观主义的悲剧观，可简称为乐观的社会正义论悲剧观。

他们具有这种悲剧观自有道理。

首先，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维新分子，甚至一度倾向革命，其思想观念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他们也相信社会正义必胜。

其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悲剧性事件的时代，对专制统治者中的顽固派和被他们愚弄的国民不敢直面悲剧、深自反省反而粉饰太平贪图喜乐深为不满。

而这一点，又有太多太多的历史事件可资佐证。

如所周知，19世纪40年代那场鸦片战争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奇耻大辱。

但是，封建专制统治者中的顽固派和部分国民在这场悲剧之中和之后，却表现了不敢面对现实反而互瞒互骗的劣根性。

1841年5月，广东战事失败，清朝将军奕山向英军卑屈求降，却对皇帝诳报大胜，说什么“焚击痛剿，大挫其锋”

，说英人“穷蹙乞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