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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同志与1946年重庆的文学活动（第1页）

何其芳同志与1946年重庆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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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觉

1946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附近一家茶铺里，我第一次见到不久前从延安调来重庆的何其芳同志，在座的有艾芜、沈起予和诗人力扬。

我这个在国统区做过几年文化工作的年轻地下党员，以往每当某些公开场合见到认识或不认识的《新华日报》的人，总不免于内心激动，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同志”

。

这天瞅着茶桌对面的何其芳同志，心情就更加不能平静了。

虽然以前也读过他的一些诗歌和散文，为他优美的文字所折服，但当见到作家本人时，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日夜向往的延安。

三十五岁的其芳同志，他那胖胖的身躯，宽宽的额头，容光焕发的圆圆脸庞，不知怎的，我总是嗅到了那陌生而又亲切的延安“家”

里的气息，像一股暖流似的流过心房。

从他浓重的万县口音的言谈中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显示出他坦然的性格和走上另一战场充满信心的战斗豪情。

1946年是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

这年春天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已有半年了，国民党政府已迁往南京，这个曾被他们命名为“陪都”

的多雾的山城，仍留下抗战时期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们制造的畸形繁荣和破败不堪的景象。

继“沧白堂”

“较场口事件”

之后沉寂多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往何处去这个为广大群众关心、忧虑的动**局势下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抗战时期大批集中于此的文化界人士，不少人都已先后离开了，文协总会也迁走了。

其芳同志于头一年来过一趟重庆，这次党中央派吴玉章同志来渝主持四川省委，调其芳同志到省委负责文化工作，在抗战时期南方局打下的工作基础上团结文艺界开展新的斗争。

其芳同志来到重庆以后，首先接替了邵荃麟同志主编的《联合特刊》（过去在重庆出版的《中原》《文哨》《文艺杂志》《希望》因胜利复员停刊而用此名）。

由于力扬同志的推荐，从这次见面以后，我就作了其芳同志刊物编辑工作方面的助手，以后经其芳同志建议又让我担负了文协重庆分会的具体工作。

这一年，其芳同志与艾芜、聂绀弩、沈起予、孟超和力扬常有工作上的联系。

（沙汀同志从川西来过两次，总是急着要我通知其芳同志与他会见）为加强文艺界政治上的团结，约在四五月份，在其芳同志组织下文艺界人士就当前时局与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为题，在中苏文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在一家有一定影响的民营报纸上发表了座谈纪要，显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这一广泛的斗争中文艺界的力量。

其芳同志很尊重茅盾同志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这次座谈会后他见到茅盾同志谈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一篇讲话，立即叫我在《联合特刊》上写文章加以介绍。

五月，编订《联合特刊》最后一期，其芳同志对我说，我们要立即着手创办一个新的文艺刊物，除主要发表文学作品外，还要刊登一些指导青年读书、生活的文章，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

我想其芳同志说的这条编辑方针很可能是省委对我们提出的。

几天后他约了艾芜、沈起予、聂绀弩、力扬等同志在文协商量办刊物的事，议论到刊名时，他建议用《萌芽》这个名字，说虽然鲁迅当年曾用《萌芽》作刊名编过杂志，但没出多久，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刊名。

根据其芳同志意见，《萌芽》杂志以艾芜名义为主编，以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而实际编务则由他来担负，并由沈起予、聂绀弩、孟超、力扬、邵子南和他本人为编委。

同时大家还商定编委要负责给刊物写稿，定期开会。

《萌芽》杂志的经费和出版发行经他事先与三联书店说好，概由书店办理。

编辑部开初设在三联书店，以后迁回原来《联合特刊》在文协用过的住房。

其芳同志住上清寺中共代表团驻地。

这个地方周围都有特务严密监视，按规定我是不能轻易到他那里去的，以上两处其芳同志则随时都可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