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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同志与1946年重庆的文学活动（第2页）

7月，《萌芽》杂志出刊了。

与《联合特刊》时一样，只我一人常住编辑部，他每周来一两次，发稿时连续几天都住在编辑部和我一同看稿子，工作很紧张。

我们两人除交换对稿子的意见外，很少有功夫谈到别的事情。

其芳同志很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

一次从来稿中发现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写的一篇反映四川农村凋敝景象的散文，极力称赞文章写得漂亮，发表后要我约他来编辑部亲自与他谈话。

在其芳同志的鼓励下这个青年从此便以诗歌散文创作走上文学道路。

一位很早就编过报纸副刊的作者，从西康回到重庆，带来一本反映草原生活的散文稿，我转给其芳同志看后，他在原稿上详细地批注了意见，到他住的地方作了长谈。

《萌芽》刊用的稿件不少是由他向编委和其他熟识的作者事先约定的。

来稿中可供选用的虽为数不多，但我们都必须一一作复，有的复信还是他亲自动手写的。

贯彻上述方针，《萌芽》发表了一些指导青年阅读的文章，还发表过谈哲学的文章。

在讨论文艺问题方面，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是那两年进步文艺界主要论争的问题之一，他自己就写了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和吕荧的通信在《萌芽》上发表。

作品评论方面，其芳同志很注意某些在社会上流行较广的作品。

《简·爱》受到一般追求个性解放的大学生的欢迎，他请聂绀弩同志写了评论《简·爱》的文章，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这部西欧名著。

当时，荒诞、色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恶劣，他请邵子南同志写了一篇较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用何家宁的笔名在《萌芽》上发表。

《萌芽》虽以发表反映国统区现实斗争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刊载了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作品，其中就有邵子南的短篇小说。

当时以茅盾同志的名义由叶以群同志实际主持其事的“中外文艺联络社”

经常从上海给我们寄来国内作家的作品和翻译，以供选用。

其芳同志极其兴奋地读到郭老的《南京印象》，立即在《萌芽》上发表，首次与读者见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段时间，在其芳同志的组织和推动下，文协重庆分会成员掌握了重庆大部分报纸副刊。

艾芜在大公报编了一个《半月文艺》（这个副刊一直坚持到重庆解放）；聂绀弩编《新民报》副刊；力扬在《新民报》编了《虹》和《每周文艺》；孟超、沈起予分别在《西南日报》《国民公报》编了副刊和特刊。

通过这些报纸副刊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和青年作者。

过去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很少在一起学习，为使大家认真理解党的文艺方针，其芳同志在骨干分子中提出每半月集中学习一次，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把学习时间安排在晚上。

张家花园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夜深人静，甚至可以听到户外荒坡唧唧的虫声。

在《萌芽》编辑部那间小屋里，我们八九人围坐桌旁，面对国统区严酷的现实斗争，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学习和研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

其芳同志很注重贯穿于这伟大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精神。

他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精神，讲解毛泽东同志对事物的科学态度，语气平静，充满着对真理的虔诚。

当时他对这个问题的反复强调，现在回忆起来自然使我想到他一生无论做工作做学问以至待人接物，不就是那么一个诚诚恳恳，崇尚实事求是的身体力行者吗？

鲁迅逝世十周年到了，为发动文艺工作者发扬鲁迅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其芳同志提出举行一次集会开展纪念活动。

力扬是一位与各方面有联系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的努力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一间可容百余人的会场。

事先商定由艾芜主持并讲话，其芳同志作主要发言。

头天我被派去请画家汪子美连夜赶绘一幅炭精画的鲁迅像。

那天到会的人很多，约在两百人以上，青年会那间小小的礼堂挤得满满的。

当艾芜讲话时我们就发现有便衣特务闯入，一场捣乱破坏势不可免，几个人临时商定不让其芳同志上台讲话，集会草草结束。

11月，《萌芽》杂志仅出刊几期就不能再办下去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窒息言论加紧控制出版物，凡出版书刊都得申请许可方能发行。

《萌芽》几期刊物都在封底印上一行“正呈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登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