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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

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

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

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

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

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

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

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

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

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

“养门客”

；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

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

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

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

前不久有一个“超女”

事件。

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

，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

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是与“超女”

毫无关系。

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

这样，“超女”

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

的名义。

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入，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

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

《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

《世界版权条约》达成于一九五二年，体现了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发育文化市场的趋势。

到了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产生于一九九六年，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严密体系和一统天下。

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推动创新，应该说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至少不会比宗教、宫廷、贵族来供养文艺家更糟糕。

我本人也在这个市场里赚了稿费，似乎不该对它说太多的坏话。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场并不能代表全民，不能代表大面积的人民——这我们巳经说过了；第二，市场更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说，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完全有可能破坏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滥，进而抑制优秀文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