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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中国是一个穷国，人均资源相当缺乏，生存危机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道德失控更是雪上加霜，是替代性资源的进一步流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常常怀疑自己在八十年代追捧个人主义是不是太轻率了？是不是玩过头了？也怀疑“五四”

以来的几代知识精英们对道德建设是否都太掉以轻心？革命时代是以政治代替道德，效忠就是模范。

市场时代是以经济代替道德，发财就是英雄。

这两种道德教育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使道德建设实际上成了空白。

两面夹击之下，伪道学和伪礼教似乎是打倒了，但欲望是一列没有制动闸的火车，很快就冲出了轨道。

老百姓家里以前经常供着“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

一个世纪以来，最早是“君”

的这一块烂掉了，就是说官场腐败了，但问题还不算太大。

现在腐败向下扩展到“亲”

和“师”

，即家庭与学校这两个基础性结构，这就烂到根子社会改革遇到了文化障碍王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均衡发展开始遭遇到种种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像八十年代初那样具有共识。

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想像不够用了。

所以，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的方式也在知识分子的想像之外。

由于文化激进主义的出现，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缺少虔诚和敬畏的心情，但是还是有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立足本土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

譬如“寻根文学”

思潮的产生。

在这里，我想提到你对“文化寻根”

的认识。

现在的文学史几乎有一个定论：韩少功是“寻根文学”

的倡导者。

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巳经讲过无数次。

你认为“文化寻根”

与自己有些关系，但从来不用这个口号，寻根只是你考虑的问题之一，而不是全部。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进入这一问题的。

韩少功：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已经遇到了文化障碍。

我读大学时参加过一次学潮。

但我在学潮中发现叛逆者与压制者有共同的文化积习。

有两件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是“革命行动”

；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

你完全可以看出，所谓民主派青年的脑子里还是个“官本位”

，把官权是很当回事的。

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常常正是他们正在追求的东西。

政治对立的后面有文化上的同根和同构。

我对此感到困惑，怀疑一场政治手术能否解决这样的文化慢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