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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癖 一（第1页）

鞋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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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父亲理发去了。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气很热，夏天还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户上。

我想象那天父亲照例把衣领整理得十分逻辑与理性，十分合乎社会公德，与守门人谈了几句关于修理自来水管的话，然后踏着地上老槐树的白色花瓣，从容地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寻人的申报，但一连数天没给任何消息。

妈妈便自己去寻找，搜寻一切不怀好意的地方，比方铁轨或水井。

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挂着漂亮的耳环，有的嘴里镶了金牙，有的脸上凝固某种对邻居或亲人的愤愤不已，但他们都很陌生，不是妈妈搜寻的目标。

那是一个人口突然减少的季节，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而是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而这场风暴将来终究会被遗忘或者误忆。

人们兴高采烈地竞相揭发和游行，连我也同样处于激动和亢奋之中，以至我父亲去理发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一连数天在外地享受革命学生的免费旅行，到处观看大字报和标语。

看见母亲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归来，父亲单位上好些面孔总浮出一丝胜券在握的微笑。

其实，他们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遗书，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说他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等等。

他死到临头还那样语词简洁语法严谨标点准确。

但那样一张纸，哄得过那些经常做体操又经常吃补药的同事吗？那些我一直称为伯伯阿姨的面孔，都满脸深刻、机警、大智大慧，竞相把每一声咳嗽都制作得底气十足老沉练达和意味无穷。

他们轮番来启发我们全家：你父亲的哲学课和语法课都讲得很好，这样个聪明人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自杀呢？不不不，你们得仔细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不可能到什么朋友那里去了吗？比方说，在美国或者台湾是不是有朋友？……

这样启发的时候，伯伯们和阿姨们总是对我和善地微笑，期待着我热泪盈眶，然后勇敢坦白与父亲的合谋。

妈妈惊恐地叫起来：“不会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钱，他绝不可能叛党叛国……”

“为什么总没找到尸体呢？”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他难道蒸发了不成？”

他们一针见血。

尸体便成为了一个问题。

没有它，悬案就没有结论，我们就摆脱不了同案合谋的嫌疑，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

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们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戏还在后头，真相总要大白，事实一定胜于雄辩。

这使我们突然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

妈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一丝丝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来。

“人又不是一根针。

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

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个影子吧？”

她诅咒父亲：“你好蠢，好蠢呀。

你要死，就干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

儿女都小，你不要糟践他们呀，不要拖累他们呀。

这院子里有井，家里有电线，街上有汽车，药店里有安眠药，哪里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呵——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