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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缘起 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第5页）

但是，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上兴盛起来的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曾选择维科所描绘的“共时态”

的发展阶段。

这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形态的另一种文明。

难怪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欧洲时，人们会把他所描绘的东方文明视若一派胡言，说他完全是“白口做梦”

。

历史，从其开端就呈现出其不同的选择可能。

所以，这部论著将从个人独特的研究出发，对中国的文化史观的框架予以重建，使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而不落人僵化的模式。

当年，马克思就针对这一点说过：“他（——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这里，说得是何等的严肃、认真，并发人深省。

遗憾的是，不少自命为历史学家的人，却每每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去套我们的东方历史发展阶段。

明明我们的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成为当时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峰巅，却非说佛教自西域传人，从东汉末年便开始了中国的“中世纪”

，直到今天仍未超出。

诚然，基督教的西行，蛮族的人侵，使西方的“中世纪”

以圣经取代了一切，已有过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遭到了毁灭，神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了神学之中”

（恩格斯语）。

而这一现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至于佛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起到的不同作用，本书将辟专题讨论。

我们不曾有神、英雄、人的形态的更迭。

因此，喋喋不休争论的什么“早夭的奴隶社会”

或“早熟的封建主义”

，本身也或多或少地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我们不否认，各民族的文明，正处于一个不断融合、碰撞及重建的过程，也许会有一天，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出现偶合与同步，会共同达到一个文明的顶峰，但在今天，简单地套用别人的公式，实质上则窒息了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对历史及未来命运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哲学，尚处在鸿檬初开的阶段，是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形态的。

如果不建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哲学，我们则难以认识清楚、解释明白、研究透彻中国过去已有的历史，也更难以选择、创造我们的未来。

中国人在今天的历史中的主体精神发挥得实在是太少了，甚至几乎未曾被认识到，因此，如何谈得上主动地、生气勃勃地去创造新的历史呢？

也难怪西方的经典作家认为，在东方所谓历史，就是一个老头子，它左右着今天与明天，有着一种神秘的符咒式的力量。

而今，是从这神秘的符咒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打倒“历史”

这个老头子！

开创我们生机勃发的新世纪。

东方式的预言，从来只意味着死人拖着活人，而不是活人把死人埋葬。

我们已经给拖得够惨的了……只要我们这么做了，未来是绝不会辜负我们的。

我们属于未来，属于自己！

那历史地形成的异己力量，终有一天要为我们所挣脱。

我们就能真正开始写下一部人的历史。

这不是梦吃，也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

这也不是宗教式的信仰，而是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