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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礼治的幻梦伦理史观（第7页）

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

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

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O近人易白沙在《帝王春秋》中，更在《虚伪》第五篇中，引下了近百条史迹，以抨击“吾国中虚伪欺诈之俗，为世界人类所未有……其显明易见者，莫如洪宪皇帝之筹安会，国民请愿投票举大总统为皇帝，而宜昌石龙之瑞，亦于此时出焉”

。

这便是“礼治”

下的历史。

由于血缘宗法关系，则更有了中国株连九族的传统，其残酷性令人发指。

《后汉书·章帝纪》中便提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太子注：即三族也，谓父族、母族及妻族）”

。

易白沙亦指出：“然后戳其父之姓，母之姓，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兄弟之子，妻之父母，故又谓之族刑……言族刑，指诛及亲戚姻党。”

关于这点，当代人更是深有体会，“文革”

期间搞专案“查祖宗十三代”

，更是三族、五族的发展，株连者，不仅亲属，还至同事、朋友，甚至莫名其妙的不相识者。

自然，“十三代”

更是“历史”

了！

更是“发达的史学意识”

了！

这种伦理观对历史的消极作用，更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限制，把自然界拟人化，也就没有了作为科研对象的自然。

“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

（《荀子·解蔽》）。

连文学艺术，也纳人了“文以载道”

、“代圣贤立言”

的轨道。

史学更甘为伦理学的附庸，着眼于“名正言顺”

，没有历史主义，没有严密的逻辑与实证，只有善恶忠奸的判断。

这种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的种种弊端，迄今我们仍举目可见。

血缘意识，深深地在我们民族的集体心理中形成了极为沉重的积淀，迄今仍在或多或少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过去的“四大家族”

官僚资本的形成，不就正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后果么？我们的法制健全是何等的举步维艰呀！

所谓历史是个“老头子”

，祖先崇拜，等等，也正是从这里发端的。

伦理观在华夏文化中维持了两千多年，使之不曾似古埃及、巴比伦文明被湮没，但是，若不挣破，它也同样要教中国文明窒息的——已窒息得够受了。

截断这血缘的纽带，让历史在切点上飞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