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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天理的至尊实用理性史观（第3页）

而主“忠”

，便是为维护其残酷的统治。

“礼治”

——靠伦常维系，成了“人治”

，靠帝王的德行了。

这反映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便是“天生黑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

（《通鉴》卷六九“臣光曰”

），把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里出现的君权制度，说成是与民俱生的永恒真理。

如果说，在柏拉图的历史模式中，有这么一个大循环，由理想国政体一贵族政体～财阀政体一民主政体～潜主政体，而后又回到理想国政体，即哲学王的统治的话，在理学家的模式中，只有君主政体内的王道与霸道、治与乱的单一往复。

但这里还有一种循环或互补。

暴君政治，必然导致暴民政治。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是太微不足道了，一场灾荒便是饿俘千里。

每次劫乱，都是杀人如麻。

这里无意贬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及积极作用。

但是，朱元璋称帝后，是“蜕变”

、“腐败”

，还是本来如此，这恐不是心理学家回答得了的。

这可是最正经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惟一标本。

连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花鼓里也唱“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

他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恰巧是灾难。

（水浒）中写李速“排头砍去”

，不也正是这种暴民意识么？有暴民意识而成为暴君，倒是顺理成章的。

试想想，哪位暴君要“成大业”

，不是视百姓如矮蚁，修长城、修大运河，多少生灵涂炭。

正是这种暴君——暴民意识，才有历代的军阀混战，迄今仍有的宗族械斗、吃大户，乃至于“文革”

的“造反运动”

绝对不是什么“大民主”

，而恰巧是暴民政治。

民主，是人民自主；暴民政治，则是一种变态的表现。

我们历来不敢引人“暴民政治”

这一概念，所以就无以解释历史上许多事件或“运动”

。

研究中国独有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规律性问题，迄今仍没有大的突破。

这正是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

毫无疑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以反抗压迫与剥削为起点的，也就是说，以自由、平等为起点，与整个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一致的，其进步意义不容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