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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古代社会末世 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及其弟子（第2页）

的伦理实践。

所以，对君主的“忠”

便从此越过了“孝”

而居首位，君主统治的实用性便强化了——“君人南面之术”

，这才得以体系化、理论化。

请看《宋史·道学传》所说：

“道家”

之名，古无是也。

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

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

为职业，党岸、校序师弟子以是“道”

为讲习，四方百性日用是“道”

而不知。

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

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

“政教”

、“职业”

、“讲习”

与‘旧用”

，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其实用理性色彩之浓，令人侧目。

自宋代以来，国家机器之强化，中央集权的高度划一，宗法制度的严酷，均是汉唐所无法比较的，这是一个没落的社会无可奈何的自缚，它造成了中华民族大为落后的历史悲剧。

恰恰是道学，把“垒极之建，彝伦之叙”

哲理化，提高成“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

的神圣法则，则是为这种“自缚”

提供思想绳索。

由此发展到宋明理学，则愈演愈烈了，有人说，道学是一种培养奴才的学问，在愈需要奴才之际，道学的地位就愈高，换句话说，封建王朝的统治愈是不稳，就愈得标榜道学。

南宋头号昏君赵构、卖国奸相秦桧，就是道学的保护者。

所以，实用理性史观更是强调“今不如昔”

，主张“奉天法古”

，鼓吹封建等级，认为是帝王、圣人创造历史，寄望于循环往复，“存天理，灭人欲”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惫地循环去。”

但这一史观，比伦理史观更有理性的内容，更完整与系统，可以说是伦理史观的否定之否定，是伦理史观与本体论史观的合题。

这种实用理性史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史观又有很大区别，是中国特有的产物。

被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历史人物的韩愈，可谓是实用理性史观的先驱。

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姑且不论，其仿照佛教的祖统，编造出儒家的道统，从而使儒家思想的发展系统化、谱系化，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把自然法则伦理化、又把封建伦理神秘化——首先完成了实用理性史观的雏形。

当然，他的复古主义主张，在唐代是没法实现的，所以屡屡在科名和仕途上受挫。

可他也与孔子一样，身后却极度殊荣，在唐之后，其“道统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