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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 李大钊 向唯物史观的转变（第2页）

把英雄无限提高，足以使人民“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

。

然而，他却认为，“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并在上述（民彝与政治》中说：“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

把“民彝”

当做“理”

，以胜制度之“法”

：

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

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

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袄序为可安；心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

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

所以，他把历史的推动力仍视之为“心理”

、为“理”

，是“理”

与“法”

的冲突——这同民主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所依据的理论可谓差不离。

但在反英雄史观上迈出了一大步。

十月革命之后，他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在他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而变化。

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

。

“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

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寂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

。

当然，他还讲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由此，他在《史观》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历史观只是“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

。

只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

。

后来出版的《史学要论》，则对历史观作了科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