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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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

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而为之举。

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还能嬴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

然而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3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儿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

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

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

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

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氽，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头的。

等到上岸后，我又最先想到了担子里换来的货物，于是顾不得淋湿的全身，挑起担子直奔当地的供销社，待到把货卖掉时，我的衣裤全成了冰楂楂，身子上下没一处不是浮红浮肿……可要说最受苦的还不是这。

我们摇拨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无端的怀疑或误解。

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兄弟很喜欢毒鼠药，于是也在货郎担里带了几包。

哪知有个村的一位妇女因同丈夫不和，起歹心用毒药害她男人。

幸好那男人闻得饭中有味，当即倒给家犬吃掉，那可怜的家犬当场倒地而死。

我并不知其前因后果，所以路过那地仍然吆喝着有鸡毛换老鼠药的吗？我的话刚落音，一队臂套红袖标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揪住，并一顿围攻……好在事后有群知情的老太太争先恐后地一边来买老鼠药，一边取笑地对那些红卫兵们说：我们买药可不会去毒死丈夫的，再说我们的男人早就人土了！

一阵嘲笑声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惊的心几天都没平静下来……

骆有华，廿三镇的副镇长。

他并不是我预先定下的采访对象，但我们一坐下来，这一位曾有六年军龄的汉子忍不住挥泪与我诉说他的拨浪鼓生涯。

骆镇长说他1975年从部队回乡时，在生产队干一天只能得两毛钱，最好的年成也就五毛一天。

那时斤大米四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却还不够一天吃的，日子自然无法过下去。

他骆有华在外从军六年，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手持拨浪鼓，远离家门去鸡毛换糖。

我当时是生产队干部，又是部队人了党的人，上面规定是不能带头出去搞啥资本主义的呀！

可当干部的也得过日子么！

无奈，我托人从外生产大队开出一张证明。

那时没有证明外出可要吃苦头的。

我们义乌就有人因为半途身上带的证明丢了，结果到江西鸡毛换糖的路上，不仅被没收了全部货物，而且整整关了几个月，当家人几经周折再证明将其救出来时，早已成了半人半鬼。

我现在还淸楚记得第一次出去时的40元本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全家三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换来十三块五毛钱……那时每尺布票能卖三毛钱，另外自留地里的菜卖了2块，加上生产队分的9斤黄豆卖掉后换来的一些钱，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这总共40块钱的来源已时过三十多年了，我还一笔笔都记得清楚。

这说明啥？说明那时我们义乌人太穷，不出去做点小副业就别想过曰子。

可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

除了义乌人，没听说淮千过鸡毛换糖的事么。

为啥？还不因为那是又苦又没利可图的生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