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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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义乌人比别人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这兴许是我们今天义乌的大市场能形成的精神内涵所在吧？你问我鸡毛换糖的生意怎么做来的？我告诉你是这样：臂如我开始出去就40块本钱，先得把这40块本钱换成货，那些所谓的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以及女人用的头花发夹什么的。

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一块二毛钱住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

坞毛换糖的生意说来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

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二月底三月初才往回走。

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

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

是搭火车去的。

骆镇长说。

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

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肚皮，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

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一我们苏南那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

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机所承受的苦楚。

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

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

触霉头！

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

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

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三十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一！

拨啷，拨啷——！

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时耳边常常回**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的生存与奋争！

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系，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他们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作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

而在这期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诌他从开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痼疾。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