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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8章 马当战役2（第1页）

在经历两天的混乱与血战后，马当要塞核心阵地及主要炮台最终于6月26日被日军波田支队攻克。

这座被誉为“长江马奇诺”

的要塞，在经历了最初因指挥官离岗导致的滩头轻易失守、防御体系被迅速割裂后，其核心阵地的抵抗虽然英勇，但己无法挽回败局。

奉命驰援的第167师在开战后，因情报混乱、对敌情判断不明、担心遭日军空中及江面火力打击，在至关重要的路线选择上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更为隐蔽的山间小路，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加入反击。

其行动迟缓，被普遍认为是马当要塞在关键时刻缺乏生力军、最终迅速陷落的首接军事原因之一。

消息传至武汉、重庆，举国震动。

武汉的“东大门”

安庆失守不到半月，被视为“咽喉锁钥”

的马当竟又以如此方式迅速沦陷，蒋介石的震怒达到了顶点。

他立即下令组成高级军法会审，彻查马当失守责任。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调查、取证和军事审判程序，焦点最终聚集在援军行动上。

1938年8月15日，军事法庭作出最终判决：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少将“畏敌如虎，贻误战机，增援不力”

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日，薛蔚英在武汉被公开枪决，成为武汉会战期间因作战不力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震动整个国军系统。

同时，对马当守军的主要责任人亦进行了严厉惩处：第16军军长李韫珩因“疏于防备，指挥失当”

被撤职查办；负责整个马当、湖口江防的江防总司令刘兴上将被记大过处分并调离职务。

这一系列雷霆般的问责措施，赤裸裸地反映了蒋介石对武汉会战初期连续溃败的极度不满和焦虑，意图通过“杀一儆百”

的残酷方式，强行整肃低迷的军纪，震慑各路将领，力挽狂澜。

当然战争并未因一两位将领的被处决而停止。

在马当陷落之后，日军虽然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重要水道门户，但其陆上攻势在九江至瑞昌、庐山南北及大别山北麓等广阔地域，遭遇了中国军队依托有利地形进行的空前顽强的节节抵抗。

在随后的近两个月的外围鏖战中，日军付出了远超预期的惨重代价，伤亡总数急剧攀升。

以日军第11军序列中的淞浦淳六郎中将的第106师团为例，该师团于7月下旬投入南浔路方向，即：南昌——九江方向作战，企图向西攻击前进，策应主力。

7月26日，该师团从九江向西南方向的金官桥、沙河一带发起进攻，当即遭到中国守军第4军欧震部、第8军李玉堂等部的顽强阻击，被阻于马鞍山、金官桥一线，进展缓慢，伤亡不小。

无奈原地休整等待补充，8月初，第106师团在得到加强后，再次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线。

中日双方总计约五六万兵力，在庐山北麓的狭小地域内展开了长达七天七夜的惨烈拉锯战与反复争夺。

阵地昼失夜复，反复易手，战斗异常残酷。

至8月4日，第106师团付出巨大代价后，勉强攻至中国守军主阵地前沿。

8月5日，中国守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予敌重创，毙伤日军逾千人。

8月6日，第106师团在继续进攻中，又在中国守军阵地前留下了数百具尸体。

面对第106师团伤亡己逾八千，基层中队、小队军官死伤过半的惨重局面，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不得不于8月上旬末下令该师团停止进攻，转为就地防御，进行休整补充。

一个齐装满员的甲种师团，在不到一个月的山地攻坚中即被打残，足见当时武汉外围战场抵抗之激烈与日军损失之巨。

这仅仅是整个武汉会战惨烈消耗战的一个缩影。

至8月20日左右，经过调整和补充，日军华中派遣军各参战部队基本到达指定进攻位置，完成了对武汉三镇最后总攻的战役集结。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华中派遣军的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和中国方面舰队及川古志郎中将发出最终命令：“应协同适时以主力发起进攻，击溃中国军队主力，并攻占武汉要域。”

同时命令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牵制性进攻，以策应华中主战场。

当日17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正式下达了对武汉发动总攻击的最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