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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孝文皇帝中（第12页）

难道胡亥天性是恶人吗？非也!是因为他们教导他的，就不合天理。

谚语说：‘前车倾覆，后车警戒!’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它的覆辙还清晰可见。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躲避，那汉朝这辆后车，也要倾覆了。

天下之命运，悬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谕，选配左右良臣。

在他的心还没有泛滥的时候，就先施以教谕，则教化易成。

引导他上正道，让他能够通达道术，开启智慧，认识义理的旨趣，那都是靠教育的力量。

那胡、粤两地的人，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欲也一样，等到他们长大，各自成了不同的习俗，找几个人转译，也不能沟通；让他们去做对方做的事，他们就算是死也不愿意做，做不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化习染不一样。

所以我说，为太子选左右，早教育，是当今的第一急务。

如果教育得法，左右得人，则太子得正。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意思是说，天子有善，得兆民赖以得利。

这就是当下的时务啊!”

建立万世基业，需要有两代创始人，一代是高祖，一代是太宗。

高祖是以武功打天下，完成建国大业；太宗是以文治，建立礼制，平治天下。

刘邦庙号是高祖，文帝庙号为太宗，高，是功高；太，是创基立业。

祖宗呢，胡三省注解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功莫盛于高帝刘邦，德莫盛于文帝刘恒。

到了唐朝以后，皇帝的庙号全都是‘宗’，玄宗、肃宗等，原来那个标准的含义就没了。”

事实上，唐代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才真正符合这个定庙号的标准。

建功立业是两件事，往往需要两代人。

为什么呢？第一代是白手起家，他的关注点只在建功，在进取，不择手段地进取，慌不择路地进取，放手一搏地进取。

第二代呢，他的功勋不可能超过老爸了，他的使命是守成，是传承，传承就要立业，这和建功是两件工作。

建功立业，一代人的时间往往不够，建造一个伟大的建筑，比如天鹅堡，比如巴塞罗那五指教堂，一代人都不能完成，更何况是建立一个国家呢？

秦始皇到处建他的功德碑，自以为功高盖世，他确实功高盖世，而且不是盖一世，确实是盖了万世，因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到郡县体制，基本还是建立在秦制的基础上的。

但是，秦始皇和李斯都不知道，建功立业，他们只完成了一半，只是建功，根本还没立业!所以秦朝之亡，不能简单地说亡于暴政，而是亡于没有立业，具体来讲，是贾谊说的亡于“子女教育”

。

假如二世是一位像汉文帝那样的仁厚慈爱之君，谁能说秦朝就不能像汉朝一样传四百年呢？

建功和立业是两件事，要时刻对照我们自己的工作，哪些是建功？哪些是立业？要建功，才能立业。

但如果建功之后，还沉醉于建功，荒废了立业，就是不知取舍，舍本逐末，不能基业长青。

“凡人的智慧，能看见已经发生的已然，看不见将要发生的将然。

礼，是防患于将然之前；法，是禁止于已然之后。

所以，法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价值难知。

奖赏可以鼓励善行，刑罚可以惩治恶行，古代君王以此治理国家，坚如磐石。

法令的执行，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确定，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那有法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老说‘礼云、礼云’呢？那是重视在恶念未萌时，在细微的事情上就教导他，让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走向善，远离恶。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听讼断案，孔子的本事也不比别人强，但是，他志在兴教化而使天下和谐向善，没有恶行，没有纠纷，无须诉讼。

作为天子，为天下考虑，要先定取舍，取舍定于内，则安危萌于外。

秦王也想尊宗庙而安子孙，这个想法和商汤、武王是一样的。

但是，商汤、武王广大其德行，天下传了六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