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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皇帝上（第5页）

古之君子，国家有道，就出仕做官；国家无道，就隐居深山。

隐居，并非君子之所欲也。

别人不了解自己，出来做事，也不能行道于天下。

和奸臣共处，反而祸及自身，所以深藏不露，以回避之。

王者举用征召隐士逸民，是为了让他们能有利于国家，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潮流，哗众取宠。

所以，如果君子有道有德，足以尊奉主上，有智有能，足以庇护万民，就像穿着破烂衣服，身怀美玉，深藏而不出售而王者当尽礼而征之，屈己以访求之，克己以听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天下，功烈千古不朽。

这都是取其道而不取其人，务其实而不务其名。

对于那隐士君子，如果君王礼仪已备，他还是不来；诚意殷勤，他还是不至，君王就需要反省自己，而不能强迫对方。

是不是我的德行太薄，不足以让他仰慕呢？是不是我的政治太乱，他认为我不值得辅佐呢？是不是朝堂上奸佞小人太多，他不敢来呢？是不是我的诚心还不够，他担心我不采纳他的计策呢？为什么贤德之人，都不跟随我呢？如果说君王德行已厚，政治已治，群小已远，诚心已至，那贤者当叩门应聘，哪有求他他都不来的呢!荀子说：“捕蝉，无非是点亮火把，摇动树枝而已。

如果火光不明，光摇动树枝，有什么用呢？人主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就像点亮火把一样啊!”

人主耻于招贤而贤不至，就以高官厚禄去引诱他，以严刑惩罚去威逼他，如果他真的是君子，你的高官厚禄他不贪求，你的严刑惩罚他不畏惧，最后他还是不来。

能为威逼利诱而来的，都是贪位畏刑之人，又怎么值得人主去请他呢!

如果他的孝悌著于家庭，德行隆于乡里，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悠游度日，虽不足以尊主庇民，那也是清修之吉士。

王者就应该褒优安养，让他自得其所罢了，就像孝昭帝之待韩福，光武帝之遇周党，也算是劝勉廉耻，和美风俗，这也就行了，固然不应当像范升那样去诋毁周党（光武帝征召隐士周党。

周党入见，仅仅是伏在地上，但不禀告姓名，不行君臣之礼，只说自己的心愿，是回乡继续隐居，奉守自己的志向。

博士范升上奏弹劾周党大不敬之罪!光武帝下诏说：“人各有志。

赏给他丝绸四十匹，让他回家吧。”

），也不该像张楷那样责备樊英。

至于华士、少正卯之流，他们虚伪以邀取名誉，故作惊世骇俗之事，不食君之禄，却争市井之利，不接受小官，却争卿相之位，名与实不符，心与行相违，最后能免于圣王之诛，已经很幸运了，还谈什么征召聘请呢!

【华杉讲透】

司马光前面说得挺好，君子之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我就行道于天下；不用我，我明哲保身，藏之山野。

王者之道，人尽其才，野无遗贤，如果人才不愿为我所用，我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迁怒于他。

但是，最后话锋一转，像华士、少正卯那样的，就该杀。

前面的就白说了。

华士、少正卯又有什么罪呢？本质还是汉顺帝的话：我能让你生，也能让你死；能让你贵，也能让你贱；能让你富，也能让你贫，全看我的心情而已。

9当时又征召广汉人杨厚、江夏人黄琼。

黄琼，是黄香的儿子。

杨厚到了之后，预言汉朝在三百五十年左右，会有险恶的命运，必须警戒，被拜为议郎。

黄琼将至，李固派人在中途送上一封信，说：“君子认为，伯夷太狭隘，柳下惠不恭谨，不像伯夷那么清高，也不像柳下惠那么屈身自辱，无可无不可，就是圣贤立身处世的可贵之处。

如果就想枕山栖谷，做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也就罢了。

如果要辅政济民，今天就是时机。

自有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如果一定要等到有尧舜之君才出仕，那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

我曾经听说一句话：‘山太高则容易残缺，玉太白则容易脏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之前鲁阳人樊英被征初至，朝廷为他设立讲坛，把他当神明一般对待，他虽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是一言一行，也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毁谤流布，让他的名誉大打折扣。

究其原因，就是他的声名太盛，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太高。

所以俗论都说：‘隐士都是欺世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