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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经济与人口吏治问题的凸显（第3页）

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弘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

此朕之访闻甚晰者。

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

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

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

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

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

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

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

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

为贯彻这一上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没有使康熙帝达到他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促进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为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

准备了条件。

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在明末业已引进，此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

经济持续稳定的繁荣和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清代的中国有能力供养比前代多得多的人口。

1700年前后，中国大约有1.3亿人口。

1720年前后，人口上升到1.6亿，已达到或超过明代盛年的水平。

1740年前后，大约为2亿。

1790年，统计人口已超过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3.13亿。

1800年前后，估计已达到3.42亿。

18世纪确实是中国人口激增的时期，不仅超过了明代盛年的1.6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

从人口的增长也可以推论：18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超以往的任何时期。

经济的发展乃至人口的增长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也很有关系。

中国人口主要分布于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

这一区域，又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南方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北方温带亚湿润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和北方。

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

民情习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异。

在唐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

宋代以降，中国的气候长期变冷，这两个重心也相应地向南方转移。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前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24%，已占压倒优势。

北方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南方山区人口因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而激增，显然都是造成这一态势的重要因素。

从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几代皇帝都很强调重本抑末，即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民间“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

的现象则予以指斥。

但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盛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甚至在乾隆朝官至闽浙总督的陈辉祖，也因贪恋苏州的纷华靡丽，而不愿回湖南原籍，不仅在苏州“买房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