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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经济与人口吏治问题的凸显（第4页）

，而且在吴江县卢溪镇开有当铺。

他这种“忍弃祖父坟墓，贪恋繁华”

的行径，受到乾隆帝的严词斥责。

其实乾隆帝本人亦何尝不贪恋江南的纷华靡丽！

乃祖和他本人各六次南巡，都是沿运河并以江浙为最终目的地，从未走过河南、湖广一线。

巡视江南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浮华之风，但也充分显示了康雍乾盛世经济实力之雄厚，客观上对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南北文化的沟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

清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也未能逃出盛极而衰的命运。

人口压力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还在18世纪末，朝野已感受到人口增长的压力。

就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那一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的深切忧虑：

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

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

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

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

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

朕甚忧之。

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

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

然为之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

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

同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写下了《治平篇》与《生计篇》。

这位被后人戴上“中国的马尔萨斯”

桂冠的学者，在文章中充分阐述并进一步发挥了乾隆帝的相关思想，明确提出了“为治平之民虑”

的警告：

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

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

……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口仍在缓慢而不断地增长。

1825年（道光五年），统计人口为3.87亿，但估计此时的实际人口业已跨越4亿大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为4.13亿，估计实际人口已近4.3亿。

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已达4.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4.5亿。

这也是中国传统时代人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