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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经济与人口吏治问题的凸显（第5页）

当时远在欧洲的两位观察家评论说：

在这个国家（指中国），缓慢的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既然中国的人口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

，为什么还能缓慢而不断地增长呢？有人说，这是“人口惯性”

使然。

但这是一种很可质疑的论点。

只要人口总量还能维持不变，甚或以极低的速率增长，就说明这个社会依然具有维持或扩大人口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而一旦这种条件不存在了，比如因灾荒而造成大饥馑时，等待人们的只会是大量的死亡，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惯性”

的增长。

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被认为是另一罪魁祸首。

历史学家胡如雷说：

我国封建社会不断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源就是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经济矛盾的尖锐化。

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主要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关系，日益扩大和膨胀，而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却在逐渐缩小和萎缩，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这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极度地尖锐化了，因而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持有类似的见解。

此书的绪论部分是这样叙述的：

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

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

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

……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然而，所谓“土地越来越集中”

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因为，即使是在土旷人稀的清代初年，土地兼并的强度丝毫也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而不断的土地兼并，更没有从宏观上改变乡村中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状况，土地并没有更多地“集中”

到地主阶级之手。

“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

，这是对的，因为这里说的是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

，这就不对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情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值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的本身即已成为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中等之家拥有的土地人口都适中，一般可勉强维持物质资料和人口的“两种再生产”

；土地极少或已失去全部土地的贫寒之家，在宗嗣延绵的生存竞争中大概只可能是失败者。

正是这一“自然”

的，但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在宏观上的阶级结构的稳定。

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减少）与土地的兼并（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都不足以影响到王朝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性。

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