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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踯躅前行的科学技术与禁锢保守的思想文化（第2页）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第二年在中国钦天监工作的最后一个传教士蒋友仁死去，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也就完全中止了。

还在明代末年，当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一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的时候，就引起徐光启等少数知识分子试图解答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

他们的设想是“会通以求超胜”

，先使两者“会通”

，然后由中学“超胜”

西学。

他们曾多次谈到传统文化和西学的相似性，即所谓中学、西学“心同理同”

。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一度颇为流行的“心同理同”

论逐渐为“西学中源”

说所取代。

明代遗民最早提出这一看法，而由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

中加以进一步的阐述。

主流的知识界则力图证明：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原本就是中国的。

“礼失而求诸野。”

到了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时，戴震更在天文算法类书目提要中列举资料，证明西方的某些算法先从中土流入西方然后又转而流回中国。

“西学东源”

由此差不多成了清朝官方学说。

西方一些科学知识的传入，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新知和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

但清代的学者们却错失了这一机会。

爱因斯坦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由利玛窦、徐光启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已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形式逻辑体系也为清代学者中一些人所熟知。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发展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

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模拟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每题先下定义，次列公理，然后解题、推论，批评宋明理学家的“理”

只是意见，并非真理。

他自以为这部书代表了平生学术的最大成就，但强调的是形式逻辑对于经学考据的工具作用，而不是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

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经学方法作为思维的最高方法。

凡有辩论，总要引证诗云子曰作为根据。

孔学经典上的是与非，就是他们认识上的是与非。

对于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独获创知，首先从方法论上就被扼杀了。

造成如此局面，当然是清朝统治者精心“教化”

的结果。

前已说过，清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是十分严密的，在科举制度的束缚之外，还实行多种思想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