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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踯躅前行的科学技术与禁锢保守的思想文化（第3页）

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竟不惜屡兴文字之狱。

乾隆朝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繁荣均超越康、雍两朝，而其文字狱和禁毁书之严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狱竟有130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

乾隆朝因文字而得罪的多为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词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

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

“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伏。”

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这正是对当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对所谓“太平盛世”

的莫大嘲讽。

与文字狱互为表里的是毁书、禁书。

乾隆帝趁编修《四库全书》之机，在全国范围内搜检书籍，对所谓“悖逆”

、“违碍”

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

《四库全书》总计录书3471部，79618卷；而不符合清政府标准，“采进而不收录，仅作存目”

的书多达6819部，173252卷。

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

不禁的书，只要缴进一部。

但民间搜得禁书多少部，就要缴多少部，连同刻版一律缴毁。

民间流行的剧本、小说等，也在搜查之列。

从不同文献统计数据来看，至少约有3100多种、15万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官修《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思想统治，评论书籍的标准也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

乾隆帝见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廌《济南集》中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

之语，大为不满，说：“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

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有是理乎！

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如关帝旧谥之类，即降旨随时厘正。

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

此等背理称名之谬，岂可不为改正以昭示方来。”

于是所有提及“刘彻”

之名的古籍均遭修改或删削，“一体更正”

。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更在卷首的《凡例》中声明：“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

这种“只唯上，不唯实”

的是非评定标准对士人学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清王朝所顽固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对断绝知识分子与外界的接触与交往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王朝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