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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踯躅前行的科学技术与禁锢保守的思想文化（第4页）

马克思即曾指出：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晚年的乾隆帝在诗作中也把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明白：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迟至19世纪30年代，也即鸦片战争前夕，与外人的交往仍被严格禁止。

俄国汉学家德明（科万科）曾在其回忆录中记叙了自己于1830-1836年在华的逸事。

他提及有一位名叫“齐四爷”

的曾做过宫廷御医的中国官员，因在理藩院工作的便利，收受过俄国传教士团的礼物，后因收受库伦办事大臣贿赂事发而入狱，并终被发配。

这位齐四爷在刚一得知事情败露时，就立刻派人将一架电动的机器、烧瓶、曲颈瓶以及一切与西方医术有关的物品和器具，乃至传教士团医生送给他的礼物等等，统统交还俄国使团，以免在司法机关抄没其家产时，给他加上一个私通洋人的新罪名。

内部的禁锢和外部的隔绝导致清代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上出现了比明代还要黑暗的局面。

且在雍、乾年间，统治者在实行高压恐怖政策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政策，曾两次组织编写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以吸引广大汉族学者。

失去了思想言论自由和广阔学术研究空间的知识界被迫走上了考证古典文献这条较为保险的道路。

清代中叶，乾嘉学派的复古思潮成了学术的主流，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是去做“经世致用”

的学问，只是把典籍作为研究对象，因循守旧，无所作为。

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少数有为的学者沿着传统道路在摸索中前行，在传统医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与同期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西方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着极其敏锐洞察力的诗人龚自珍，正如恩格斯所赞许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那样，“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尽管他比但丁晚了整整500年——于嘉道之际向世人大声疾呼，提醒人们注意，所谓的“天朝盛世”

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过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而实则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

的衰世。

偶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

。

其结果只能是由衰到乱，“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

他期待着，甚至渴望着“山中之民”

能够“一啸百吟”

，“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

。

在社会下层的卑贱者们已然开始行动的时候，时代的先觉者们所能做到的大概也只有如此了。

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