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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屈辱的南京条约（第5页）

（二）割让香港。

《南京条约》第3条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从此，自古以来即为中国神圣领土的香港岛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并进一步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严重损害。

（三）清政府对英赔款2100万元。

《南京条约》第4、5、6、7条规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

“以上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元，此时交银六百万元。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元；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

倘按期未能交足，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应加息五元。”

上述对英国2100万元的赔偿，尚不包括广州所付的赎城费600万元。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向英国的赔偿总额实际高达2700万元。

巨额的赔款，极大地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只得把负担转嫁到广大中国人民身上，使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四）片面协定关税。

《南京条约》第10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片面协定关税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商业生产的作用，而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则通过它把中国变成其倾销商品的巨大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

此外，《南京条约》还规定，英国在通商口岸得派设领事等官，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平行往来；废除广州公行制度；清政府先行交付赔款600万元，英军始从南京、镇江、镇海之招宝山等地退出，舟山、厦门鼓浪屿等地的英军则须待全部赔款交清和五口全部开埠后方始退出，等等。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中英双方后来又在广东继续谈判。

1842年10月17日，清廷任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命其驰往广州，办理税饷事宜。

1843年1月，伊里布偕咸龄抵广州后不久，即与璞鼎查在黄埔会晤，重开中英交涉。

3月4日，伊里布病死广州，中英交涉中断，璞鼎查指名要求清政府派耆英前来继续交涉。

4月6日，清廷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接伊里布之职，继续与英交涉。

6月4日，耆英抵达广州。

1843年6月23日，耆英偕黄恩彤、咸龄至香港，26日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互换中英《南京条约》批准书。

同一天，双方议定了中英《过境税声明》，依据《南京条约》中关于协定关税等项规定，声明“中国内地关税，定例本轻，今复议明，内地各关收税，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复加增”

。

通过这个声明，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控制了五处通商口岸的货物进口、出口货率后，又对中国内地关税税率强加干涉，从而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进一步受到损害。

接着，耆英与璞鼎查又于1843年7月27日在香港议定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除对五口通商相关事宜作了明确的规定外，还赋予了英国派驻通商口岸领事以领事裁判权。

《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规定，凡中英两国商民涉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

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实质上是一个违反近代国际法惯例的、扩大化了的治外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