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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第2页）

它既不愿意让美国公使来京“觐见”

，以伤国体；又惧怕于顾盛的战争叫嚣，担心“番舶乘风行使（驶），旬日可达天津”

，战端再启。

于是，4月9日，道光帝连下数旨：其一，将耆英由两江总督调任两广总督，驰赴广东，与美、法等国办理交涉。

其二，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如有米利坚使臣船只停泊，切勿开炮接仗，所需食物淡水准其购买，但不准夷人登岸。

并谕以耆英又抵广东，令其折回粤洋，听候办理。”

其三，令程矞采向顾盛等转告：“原议大臣耆英现已调任两广总督，驰驿来粤，即日可到，令其在粤静候，切勿轻举妄动为要。”

5月30日，耆英再次抵达广州。

6月18-19日，耆英至澳门会晤顾盛，劝说顾盛放弃进京打算，并开始中美订约谈判。

在整个鸦片战争后期，耆英被清廷倚为最重要的对外交涉大臣，由于其一贯地主张对外妥协让步，因而也颇得其谈判对手的“赏识”

。

在与美使的谈判中，耆英抱定已经清廷批准的“一视同仁”

的外交宗旨，对美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尽量予以满足。

因此，当顾盛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约草案，作为自己不再要求进京的条件时，耆英再次屈服了。

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清政府和美国政府，在澳门栅外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计34款。

美国通过该条约，除了从清政府那里攫取了与英国政府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及其附属条款所取得的同等的侵略特权外，还获得了中英条约中所没有或尚未明确规定的特殊权益。

这些侵略特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

与中英条约相比，中美《望厦条约》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

《望厦条约》第25条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

根据这一规定，此后外国侨民即可在中国任意胡为，而中国法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对其约束。

这样，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更进一步的破坏。

（二）关于协定关税的特殊规定。

在中英《南京条约》中，只规定了中国海关税率“秉公议定”

。

中美《望厦条约》第2条较此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倘中国后欲将税率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关税自主是任何一个独立国家的最重要的主权之一，关乎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及商业贸易等经济命脉。

《望厦条约》较《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确立了片面的协定关税的原则。

从此，中国将不能自主地调整关税税率，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破坏净尽。

（三）关于侵犯中国领海权的规定。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军舰可在每个通商口岸停驻。

在此基础上，中美《望厦条约》第32条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嗣后合众国如有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者，其兵船之水师提督及水师大员与中国该处港口之文武大宪均以平行之礼相待。”

其第26条还规定：“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人等经营，中国无从统辖。”

据此规定，美国兵船得以自由出入中国领海并在中国沿海各港自由停泊，中国水师无权过问。

而根据经由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并经《望厦条约》本身进一步体现的“利益均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