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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五口通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6页）

而这一切，皆以香港、澳门被英国、葡萄牙强占为其肇端。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国家依据其强加给清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地区强迫开放通商口岸。

依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列强国家在通商口岸拥有领事裁判权、居住权、传教权、驻兵权、航海权，并据片面协定税则的规定，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

同时，根据不平等条约确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国家得以共同分享拥有同其中一个或几个国家从清政府那里通过侵略战争、武装讹诈及其他各种手段攫取的侵略特权，进而造成中国的司法权、内政权、关税自主权和领海权等国家主权大面积流失沦丧，国家的独立自主被损害几尽。

中国社会经济在鸦片战争之后重大变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西方列强利用开放的通商口岸为据点，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逐步解体，并逐渐沦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巨大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东南五口开埠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利用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由通商口岸出发，把其侵略势力伸向周边地区，进而扩张到中国腹地。

他们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倾销其工业化生产的廉价商品，掠夺原料，拐卖和残害华工，一次又一次地给中国社会留下创痛至深的伤害。

鸦片走私贸易作为引起中英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以及给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元凶祸首，在鸦片战争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泛滥。

鸦片战争前，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鸦片贩子们的走私基地尚局限于广州一口。

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鸦片贩子们的走私趸船公然驶向每一个开放的口岸，甚至中国沿海的许多重要城市。

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3年，印度的鸦片输出数量即达42699箱，已经超出鸦片战争前输出最高年份1838年的40200余箱。

1849年达53075箱，1853年达66574箱，次年又暴增至74523箱，1855年更达78354箱，10余年间，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而这些由印度输出的鸦片，绝大多数走私倾销到中国内地。

战后，上海逐渐代替广州，成为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1847年，在上海走私进口的鸦片为16500箱，价值8349440元；1848年进口为16960箱，价值11801295元；1849年进口为22981箱，价值13404230元；1853年进口增加到24200箱。

至1857年，鸦片进口增加到31907箱，这个数量“比二十年前输入全中国的数字还要多”

。

当时，“在中国的英美商家每一个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资力去作这项毒品生意”

。

而由此造成的中国白银的外流，较之战前更形严重，数额之庞大足骇世人：1845年，中国在中外合法贸易中出超240万英镑，但当年鸦片输入值达490万英镑，中国反而入超250万英镑；1846年，中国对英、美贸易出超1600万元，而鸦片输入值达2300万元，中国反而入超1000万元；1849年，仅上海一口，由于鸦片走私输入造成的贸易逆差即高达241多万英镑。

鸦片走私的恶性泛滥，造成烟毒之患更加猛烈。

全国城镇乡村，吸食者之众已远非战前可比。

而巨额白银的外流，使中国社会财富于烟雾腾腾之中化为乌有，银贵钱贱，不仅造成清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也使下层民众在深受身心毒害的同时，生活益发困顿不堪。

除了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之外，西方殖民者同样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资他们牟取暴利的机会，此为殖民主义本性使然。

而在其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与掠夺的过程中，英、法等国所进行的劫掠拐卖华工的罪恶行为，尤堪令人发指。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侵略者即在中国开始进行拐卖华工出国的罪恶勾当。

五口开放通商后，西方人口贩子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拐骗、诱逼、绑架等手段，把许多中国人贩卖出国。

当时，“英国的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特别是秘鲁和古巴的垦植者，把中国看作是为发展他们大地产而招募劳工的一个场所”

。

1845年6月，法国船只把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华工运往国外。

此后，与广州、上海两口作为西方列强对华商业贸易和鸦片贩子走私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所不同，厦门成为西方人口贩子掠卖华工的主要港口。

据统计，从厦门口被贩卖出国的华工，1845年为185人，1846年为200人，1848年为120人，1849年为280人，1850年猛增至1000人，1851年复暴增至2066人。

另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布兰特雷的报告，从1847年至1853年3月，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即有12151名华工被劫掠贩卖出国。

英国殖民侵略者则成为当时最大的人口贩子，他们开设洋行，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汕头等地专门从事人口贩卖。

1847年3月7日，英船“阿盖尔公爵”

号即载运400-450名华工驶向哈瓦那贩卖。

除厦门一口外，有人统计的鸦片战争后20余年间西方人口贩子从中国沿海各地劫卖中国人口的情况：1849-1855年，美国从广州掠卖出国华工39126人（其中尚不含1853年数），更有统计，在1860年之前，从广州被劫往国外的华工竟达六七万人之众；1851-1859年的数年间，从香港被贩出国的华工137829人；1852-1858年，从汕头被拐卖出境的华工达4万人；1853-1874年，从澳门被贩出国的华工更达到可怕的30万人。

另据统计，自1845年起，10年之间，被劫出境华工之数超过15万人；19世纪上半期，出国华工估计为32万人，年均6400人；而在1850年后的25年间，出国华工更达128万人，平均每年高达5.1万人。

华工在被运往海外的船上，受到非人的待遇，途中死亡者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