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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五口通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7页）

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所记：

1850年，在开往喀拉欧的两艘船上的740名移民中，有247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数33%。

1852年，在前往巴拿马的一艘船上的300名移民，有72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数的24%……1856年，“波特兰公爵”

号载运332名中国移民离开香港前往古巴，其中有128人在航程中由于疾病和自杀而死亡，占全数39%;并且，“约翰·喀尔文”

号船也载运298名移民前往古巴，在航程中有135人丧命，占全数45%。

上述这些事实，“仅是少数被发现的案件而已”

。

而那些幸存者，被人口贩子运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英国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以及亚非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后，被以200-4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人口市场拍卖，失去人身自由，被迫从事奴隶劳动，受到更加酷虐的待遇，直如坠入人间地狱。

在古巴，华工在契约期内的死亡率高达75%，劳动寿命均只有5年。

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从这血腥无比的人口贸易中，牟取惊人的利润。

在进行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和血腥的人口贸易的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当然也在华通过五口从事“合法”

的商业贸易。

但是，这种合法贸易是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保护下的商品倾销和农业原料的掠夺。

以英、美对华贸易为例，1843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1456180英镑，几乎是1840年输华货物总值524198英镑的3倍。

1845年，总值增至2394827英镑，增长达100万英镑；1852年为2503599英镑，1860年为5318036英镑，是1843年的将近4倍。

美国输华货物总值，1850年为148.6万美元，1851年为215.6万美元，1852年为248万美元，1853年为3213万美元。

在英、美输华的货物中，其大宗为机器棉纺织品，所占比重均在23以上，最高接近90%。

在对华大规模倾销其机器化生产的棉织品等廉价商品的同时，英、美等国也对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进行掠夺性输出。

它们从中国口岸运出的茶、丝的数量，1844年茶为7047.65万磅，丝为2604包；1850年茶为7743万磅，丝为21548包；1853年茶超过10122.7万磅，丝为62896包；1859年茶为11091.52万磅，丝为67874包。

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的中外贸易的特点有所不同。

除了上文所述厦门一口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人口贩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宁波对外贸易额一直不大，地位较低。

福州在开埠10年间对外贸易额也很小，但以其临近武夷山茶区，自1853年后，逐渐发展成茶叶出口重要口岸。

广州和上海则是五口之中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口岸。

该两口的对外贸易地位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在开埠的头10年间，即至1852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均处领先地位，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而上海则以其毗邻长江下游富庶繁华的江浙地区，辐射中国中部内陆腹地的优势，在开埠后，对外贸易得到很快发展，不论是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还是“合法”

的中外商品贸易，在广州呈逐年下降趋势的同时，其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在全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呈迅猛上升之势，并最终于1853年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

在这一过程中，中外贸易的中心也逐步由广州北移至上海。

这一点也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

随着五口开放后中外贸易的扩大，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受到巨大冲击。

英、美等国廉价棉织品在中国的大规模倾销，使中国原有的利用手纺车和手织机纺织的土布丧失了市场，从五口至内地，当时的中国逐渐接受并习惯购买“价廉物美”

的洋布，进而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纺织手工业，摧毁了传统的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态；而英、美等国对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大规模购运出口，也更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国内缫丝业和植茶叶的生产，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起到了瓦解作用。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开始艰难地向近代商品经济社会迈进。

这一点堪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之最为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