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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南方各地的社会动乱（第1页）

第一节　南方各地的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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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能够使清廷和统治阶级上层中的多数人警醒和振作起来。

道光帝本人日益消沉。

“往事凄然如梦幻，流光倏尔若风烟”

的诗句正是他消极悲观心境的写照。

曾与林则徐一起在禁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邓廷桢，其意气也日渐消磨。

他于1843年自伊犁流放地释还，先在甘肃任布政使，1845年再升任陕西巡抚，回到了车水马龙的西安。

但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已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

，次年4月他死于陕抚任上。

纵情娱乐、花天酒地的并不限于邓廷桢这样意气衰朽的老官僚，而是整个官场的普遍现象。

据时任陕西督粮道的张集馨说，西安地当赴西藏、新疆乃至甘肃、四川的孔道。

对来往过境的官员，陕西当局必尽地主之谊宴请接待，具体则由粮道承办，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

对于官场的醉生梦死，龚自珍曾有诗嘲讽云：“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尽管外面已充满了肃杀的“秋气”

，但在这些“堂内燕”

看来，似乎仍是一派温煦的阳光，因而照样轻歌曼舞，照样花天酒地，同时也照样加紧对劳动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统治阶层的颓废苟且，还表现在公然将官吏的贪污变为合法的陋规。

据张集馨说，陕西粮道向上司及有关衙门每年的送礼定规：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副都统两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但节寿只须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连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也必须派家人按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甚至高级衙门幕友的节寿礼亦有规定。

据御史石景芬揭发，河南“抚藩臬三衙门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

甚至书吏册费，藩司竟用印劄代为催取”

。

基层州县衙门的胡作非为，更是令人发指。

仍据张集馨（1847年已升任四川按察使）自订年谱的记载：四川资州的吏目与牢头相勾结，不仅对入监的其他犯人凌虐拷逼，甚至对寄监过站的犯人和差役也一并吊拷勒索，而州牧居然不闻不问。

直至遭受吊拷凌辱的井研差役到省具控，才委查得实。

遂宁县盗贼打洞入室，致死人命。

县令徐某因缉捕令严，恐受参处分，为掩盖盗案，竟然授意陷害死者的妻子和妹妹为谋命凶手。

此案经张集馨亲自过问查实，方得平反。

张氏为此感慨道：“徐令不过因办盗案处分，忍心害理，陷人凌迟重罪，存心尚可问乎？州县万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

但这位徐某因有上层关系网的保护，最后仅是“乞病”

回籍，未受追究。

1850年6月（道光三十年五月），时已登基四个月的咸丰帝对前朝吏治的败坏及其严重性作了如下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