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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南方各地的社会动乱（第2页）

近年以来，登进冒滥，流品猥杂。

短于才者，恃胥吏为腹心；急于利者，朘闾阎之膏血。

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

到了1852年初（咸丰元年底），时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更把“民间疾苦”

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

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而第三条尤为突出。

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

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是不难体察的。

曾国藩之所谓“民”

，主要是指那些必须向政府输租纳税的“业主”

，是那些成为盗贼抢劫对象的“良民”

，以及那些敢于告发权势、豪强，却因而蒙受冤狱的“原告”

。

他几乎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中小地主对清朝吏治的极端不信任感。

差不多与此同时，天地会所张贴的《万大洪告示》则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

，“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

，“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相对富庶的南方，动乱也开始频繁起来了。

首先是抗租风潮的涌现。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佃农，面临愈益增加的地租剥削，多次掀起抗租风潮。

由于抗租损害了作为官府征收钱粮对象的业户的利益，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

江苏昭文县于1842年发生了佃户“聚众抗租，焚烧运丁船只，并打毁业户多家”

的事件，遭到地方官府的残酷镇压。

1846年，当地又爆发更大规模的抗租事件，佃户们接连数天捣毁了40多家业户的房屋家具，甚至在官府派人捉拿时“鸣锣聚众，欲图拒捕”

。

1845年，浙江余姚县东北乡佃农“抗租不还，业户催租，佃户反持器械向殷实富户掳掠”

。

1849年大水灾，贫苦农民更“结群毁富户门乞米，日聚日众，欲满方去”

。

与抗租相表里的是针对官府的抗粮事件。

由于钱粮的征收直接牵涉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抗粮事件的参加者更为广泛，其影响也更大些。

人数众多的自耕农和贫农占有土地少，但赋税负担重，是抗粮事件的主力。

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则是抗粮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乃至组织者。

据记载，1842年初湖北崇阳县的抗粮事件，其领袖人物钟人杰、汪敦族等人都是“富户”

、秀才，起初只是反对地方官“暴敛横征”

，后因官府的“剿灭”

政策所逼，才发展成万余人的反清起义，“并非预谋造反，也没传习邪教，兴立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