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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南方各地的社会动乱（第3页）

。

1844年，湖南耒阳县发生武装抗粮的事件，其领导人阳大鹏等人也都是秀才，起因则是里差、胥吏们的敲诈勒索。

同年台湾嘉义县的抗粮，领导者是位武生。

1845年浙江奉化县的抗粮，领导者是地主士人。

1846年江苏昭文县的闹漕，领导者是位医生。

1847年江西贵溪县的抗粮罢考，其领袖、骨干全是贡生、秀才、武举之类。

清政府对各地的抗租抗粮采取了武力镇压的强硬措施，逼使各地的反抗活动逐步演化升级为矛头直指清王朝的武装起事。

在这些起事中，原即存在于民间的教门、会党组织，尤其是南方的天地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尤其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以后，天地会势力急剧蔓延扩散。

它所发动的武装起事也随之日趋频繁。

据统计，在19世纪初（嘉庆初年），此类起事每年10起左右，而到1840年代末（道光末年），每年平均发生100余起，差不多增长了10倍。

1848年，广东学政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

1850年春，内阁侍读学士董瀛山向咸丰帝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

面对天地会点燃的遍地造反烽烟，清政府防不胜防，剿不胜剿。

天地会由于各山堂互不统属的特点，它的起事始终不能突破“随起随灭，随灭随起”

的基本格局，却已极大地耗散了清政府的精力。

鸦片战争后近十年间的武装起事，几乎遍及十八省乃至伊犁等地。

但从起事的规模、爆发的频度来看，又相对集中于地域相连的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而以广西为最。

广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反侵略的前哨，首先成为大规模群众斗争的中心地带。

广东有着反清抗争的历史传统，在三省中也是天地会最早开展活动的地区。

嘉庆初年，揭阳县已爆发有会众四万余人的较大规模起事。

林则徐使粤禁烟之初，基于“民心可用”

的认识，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

。

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一百零三乡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一次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此后，广州人民还在社学等组织的发动下，多次进行了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抗争。

虽然社学的领导权掌握在一班士绅的手中，其抗争对象亦仅是外国侵略者，但它却使人民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伟大力量。

当时即有人议论说：

方琦相（即琦善）之羁縻义律也，粤东之民谣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

迨三元里之役，粤民起而创之，遂兴团练之局。

未几闻抚事定，积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变，而大府亟出示安抚之，又从而谢止夷人之入城者。

于是粤东之民又谣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

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

广东的民谣揭示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

在外来的侵略者因素搅和进来以前，除非在“官逼民反”

的极端时期，一般地说，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怕官府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