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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南方各地的社会动乱（第4页）

。

可是，自从出现了“洋鬼”

这一外来因素，情况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百姓怕官”

到“官怕洋鬼”

，再从“官怕洋鬼”

演变为“洋鬼怕百姓”

。

那么，百姓还再害怕官府吗？

鸦片战争结束后仅仅一年，1843年，香山县天地会首领高明远即公然再次发动反清起义。

此后，在1848-1849年间，广东各地的天地会组织又多次起事。

这些起事能在官府统治力量较强的广东发生，不能不说是受到大规模群众反侵略斗争的鼓舞，也正是“官——民——夷”

三角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结果。

湖南之西部、南部一直为苗、土家、瑶、侗等少数民族居住，长期被视为“地瘠民贫”

的“荒陋之区”

。

有清一代，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增长，湘西、湘南逐步得到开发，汉族与土著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矛盾乃至冲突斗争时有发生。

由于官府与地主共同剥削压迫的加重，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曾多次起义。

乾嘉之际，曾爆发著名的湘西苗民大起义。

道光年间，起事愈益增多。

1832年，江华瑶民起义，阵斩湖南提督，歼其全军。

1836年，更出现瑶、汉民联合攻打武冈州城的起事。

此次瑶、汉民族得以消除隔阂、共同起事，主要是受白莲教教义的影响。

湖南地处白莲教与天地会两大势力的交会之处。

教门、会党的组织领导，加上少数民族的踊跃参加，使得湖南，尤其是湘南地区的反清起义频频发动，日趋激烈。

1843-1844年间，武冈、耒阳、东安、宁远、道州、新宁等地人民先后起义，或进攻州、县（如武冈曾如炷杀死知州，耒阳阳大鹏进攻县城），或转战数省（如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三省边区），造成很大声势。

然而，由于湘西、湘南多民族混居，民风强悍，当地汉族地主豪强早已养成尚武斗狠、注意观察地方情况的传统。

日益频繁的反清起事，使得湖南的地主豪强们日益警觉，较早地产生了危机感，因而在镇压当地的反清起事中，也日益起着重大的作用。

天地会所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有一些尚未形成气候，即遭到当地所谓“强族”

的镇压而胎死腹中。

一些规模较大的起义，如道州李魔旺起义的余部，以及新宁李沅发起义军，也都是因地主团练力量过强而不能在本省立足，不得不转入相邻的广西等省。

相比而言，广西是三省中统治阶级力量最为薄弱、各种反清起事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江南各省中，广西经济文化最为落后。

全省每年额征地丁银69万两，在江南各省中位居最末，在全国十八省中位居第十五。

每年除稻谷外，广西几无其他农副产品输出，在省际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清代公私文件在提到广西时，总要加上“地瘠民贫”

、“内无所产，外无所资”

等语。

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胡林翼还说：“粤西虽系边疆紧要，而实无财赋可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