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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修约讹诈与酝酿新的侵略行动（第3页）

的原则，英国也享有同等的权益。

在1853年英美两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修约问题不得结果之后，1854年4月包令继任为英国驻华公使，英国外相克拉兰敦曾训令他：“有些条款最好弄到手，它们甚而是我们根据条约本应享有的。

在它们当中，我将加以指出的，是与中国官方无限制的来往和自由进入一些中国城市特别是广州的问题。”

美国也另遣麦莲代替对英怀有猜忌的马沙利担任驻中国公使，以期在侵华问题上与英国形成合作。

同时，由于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对俄国作战，两国在远东关系方面也更趋密切。

这样，在对华修约交涉问题上，形成了以英国为首，并由美法两国积极支持和合作的局面。

1854年，时届中英《南京条约》满12年。

4月13日，包令抵驻华公使任。

他立即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勾结，以“利益均沾”

为借口，联合向中国政府展开了第一次“修约”

讹诈活动。

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使麦莲提出要在长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国公使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法国传教士。

显然，他们所要求的“修约”

内容，绝不是如《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尾款所规定的那样，对条约某个条款的“稍有变通”

，而是要签一个包括更广泛的侵略特权要求的不平等条约。

1854年4月17日，包令即致函当时清政府负责夷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中英《南京条约》“扣计十二年期满，自宜会同贵官宪商议，因世情今不同昔，必须将旧定条约变通办理，俾两国皆有裨益”

，要求约期会谈。

叶名琛未予回复，同时向清廷奏报英使等要求会晤修约情形。

咸丰帝即于6月23日谕令叶名琛：“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

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

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4月25日，包令再次致叶名琛照会，要求叶名琛在广州城内或叶氏官邸与其会晤，商谈广州入城和中英两国官员个人之间往来等问题。

叶名琛对外国情形其实毫无了解，他的“不动声色，加之防范”

的办法，就是以“天朝臣下无权，但知谨守成约。

其重大事件，必须奏明请旨”

为由，婉拒侵略者的修约要求。

5月7日，叶名琛照复包令，同意于5月22日与其会谈，并指定“在城外广州河边浩官的仓库接见”

。

但包令当即回函表示：“除开在城内总督官衙的正式会见外，谢绝任何其他的会见。”

6月初，英、美公使先后到达上海，又相继访问了太平天国首都。

麦莲在昆山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约要求，并对其施展利诱和威吓手段。

怡良以五口通商事务“向归广东钦差大臣总理”

，自己无权代奏为由，虚以应付，后仍让他们回广东商办。

麦莲回上海后，又与包令、赐德龄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谈，吉尔杭阿也劝麦莲等回广东，但他自己主张接受英、美的要求。

他建议清政府说：“兹麦酋固执十二年变通之约，欲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马（码）头，势将无从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