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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修约讹诈与酝酿新的侵略行动（第7页）

一旦他们离开广东，北上至沪乃至天津时，清廷又以他省不能越俎为词相推诿，使他们的修约企图迄无申说之处。

7月1日，伯驾以在广东交涉无果，遂动身离开香港，扬言将到北京修约。

他本希望英使包令和顾随能与其同行，但包令认为修约必须靠武力作后盾。

当天，包令在给外相的报告称，如果在推进和改善英国对华关系方面作任何严重的努力，兵船是绝对必要的。

而当时美国在中国的兵船只有两艘，法国连一艘也没有，英国海军暂时也不能给包令以有力支持。

因此，包令和顾随皆拒绝了伯驾的请求，没有与他一道北上。

北上途中，伯驾于7月12日在福州向闽浙总督王懿德递交国书。

清廷同样谕令福建阻其北驶，劝回广东查办。

8月1日，伯驾驶抵上海。

8月18日，伯驾与护苏松太道蓝蔚雯等会晤，以预定护其北上的美国海军汽船因故迟迟未至，会晤中他也并未言及修约等事。

9月16日，美船始至上海。

两江总督怡良恐其不告而径自北上，遂于9月23日令蓝蔚雯偕已革苏松太道吴健彰往晤美使，询其来意。

伯驾乃答以负有国书，来此商议修约。

同时他要挟称，如果再劝其回粤与叶总督会议，“则头可断而不能前去”

，必欲请两广总督等代为上奏，派钦差大臣前来与议修约之事，否则即欲北上至京。

怡良等只得以咸丰帝前番多次谕示辞令以对，并以“通商事宜，向系英、米、佛三国会同商办”

，而此番只其一人前来，欲上天津，“设英、佛二国在粤别有成议，则事出两歧，殊多不便，未敢代为具奏”

为由，令蓝蔚雯等晓谕开导，阻其北上。

10月11日，清廷再次分别谕令怡良和桂良，要求他们一面“正言开导”

，阻其北上；一面严密海防，设使美使北上驶抵天津，“不必派大员与之接见，但严禁沿海奸民，与之私相贸易”

，并谕山东海口一体查禁。

同时，咸丰帝还谕示桂良，“如其仍前狡执，必欲驶至天津，亦不必过于阻止”

，反致美人“疑我畏其北来，益复借词挟制”

，只是对其“置之不理”

即可。

客观上讲，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国家办理日常外交事务时，虽然未有完全抛却夷狄观念及对列强的恐惧之心，但总算从中学习了一些外交辞令和手段，从而在修约问题上与英、美、法等国虚与委蛇，倒也使它们暂时达不到目的。

伯驾在上海滞留数月，既因江苏当局竭力阻挡，复因得不到英、法的武力支持，只得于11月间回到香港。

至此，由美国挑起的第二次对华修约活动迄无结果。

英、美、法等国通过外交途径逼迫清政府修约以全面扩大其在华侵略特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三国公使也一致认为欲达目的，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

而恰于此际，广西马神甫事件和广州“亚罗”

号划艇事件分别于1856年2月和10月发生，英法两国政府遂决定以此为借口，再次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