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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修约讹诈与酝酿新的侵略行动（第6页）

包令等人眼见交涉无果，虽以武力相威胁，但当时英法两国正陷于对俄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在华兵力不足，也无力单独发动侵华战争，只得离津返沪。

11月18日，英、美两使再次会晤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依然声称此次至天津交涉，“止准三款，缘不关紧要，其重大事件，仍未代奏……已将一切情形，奏知该国王，俟回信到时，即当遵办”

云云，意在暗示将以武力达到修约目的。

11月19日，包令自上海南下回粤；美使麦莲亦于11月27日启程南返。

英、美、法三国对中国联合挑起的第一次修约讹诈活动至此结束。

两年后，又进行了以美国为首的第二次修约活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借口该约第34条的规定，要求全面修改《望厦条约》。

在此之前，1855年美国政府改任伯驾为其驻华公使。

美国政府在给伯驾的训令中，要求他迫使清政府同意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外国人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从事对华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等；同时，还授权伯驾取道巴黎、伦敦赴华就任，以期就修约问题与英法两国进行商议。

伯驾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

。

为达此目的，他主张在对华交涉时，英、法海军应停泊渤海湾内，对中国形成武力威慑。

1855年10月，伯驾到伦敦会见英外相克拉兰敦，克拉兰敦答应订立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对俄和约后，英国驻华海军即开到渤海湾示威，作为对美国修约谈判的有力声援。

其后，伯驾又转到巴黎，与法外长瓦尔斯基举行了会谈，法外长也对伯驾的主张表示赞同。

不久，伯驾来到香港，他一面与英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商讨修约问题，一面指令美国驻上海领事向中国政府递交要求修约的照会，表示“有候船即赴上海，重议条约”

。

清廷得到奏报后，即于1856年3月24日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设法阻其北上要挟修约。

咸丰帝认为：“从前五口通商条约，虽有十二年再行更定之议，不过恐日久弊生，或有窒碍之处，不妨小有变通。

其大段章程，原有未能更改。”

因此，他指示叶名琛，“如该夷所欲更改之事，实止细故，不妨酌量奏闻，稍事变通。

如仍似前年之妄事要求，即行正言拒绝，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

，并告诫叶氏“勿峻拒不见，转致该夷有所借口”

。

同时，他传谕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转谕各国领事，“告以五口通商事宜，悉归广东查办，他省均不得越俎”

。

1856年5月2日，美使伯驾照会叶名琛，声明7月3日《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代奏修约；英公使包令和法代办顾随也分别于5月16日和6月4日向叶名琛提出照会，支持美国的修约要求。

叶名琛即向清廷奏报情形，同时请求清廷“嗣后该夷酋无论行抵何省，如有呈恳代为陈奏之件，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自当恪遵迭次训示，坚持定约，俾得随时驾驭，设法钳制，庶可消患于未萌”

。

清廷得叶名琛之奏报后，再次指示他：“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

，著叶名琛“据理开导，绝其觊觎之心，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更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若该夷酋等竟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奏之件，著怡良等谕以两广总督为办理夷务之钦差大臣，无论何事，总须回粤呈，两江总督不能代奏。

设有欲至天津之语，并著叶名琛等，谕以天津本非通商口岸，尔等前往，显背条约……断不能再派大员与尔等会晤。”

叶名琛虽对西洋情形不甚了了，其处理“夷务”

之手段亦未有高明之处，但其“恪遵训示，坚持成约”

的处理方式，颇令英、美、法等使头痛，使他们在修约问题上一直在广东方面打不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