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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太平天国后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第5页）

。

该碑文以生动的词句，描述了当地民安物阜的景象：

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

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

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

苏州人民为感激太平天国给他们减免钱粮，还特地在阊门外镌立“民不能忘”

的白玉大牌坊，以资纪念。

据记载，淮军首领李鸿章在攻占苏州后，曾责问当地父老：“阊门外白石牌坊何以建于伪忠王耶？”

民以“减粮”

对。

清政府统治时期，“赋莫重于江苏省，而松江一府之粮尚重于福建全省之粮，屡奏屡格”

。

但太平天国却能减免钱粮，“民不能忘”

的牌坊即为担任军、师、旅帅的各级乡官所捐建。

直到清王朝应当地士绅之请下令“免四成之赋”

，歌颂忠王的牌坊才被毁去。

毋庸讳言，太平军的其他部队并不都像忠王那样注意安民。

一些人从军多年，已习惯于以战争为日用，以劫掠为常事，往往有“害民”

之举。

而其中又以原清军被招降者纪律为最差。

江宁士人李圭于二破江南大营后曾一度被“裹胁”

入太平军，据其回忆：他所在的那支太平军部队，往往随便杀害被掳之人，甚至妇女也多被强奸杀害，“穷凶极恶，无所不至”

。

但他又强调指出：“如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赀得为老兄弟者居多。

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

可见就在这样的部队中，真正的“老长毛”

也还是能够注意爱护百姓的。

李秀成本人后来也沉痛地总结道：“我天国坏者”

，一是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

。

李昭寿与张乐行都是捻首，广东之兵即是花旗，也即投靠太平天国的广东天地会武装。

而太平军自己的部队中，刘官芳、古隆贤、赖裕新等部，甚至杨辅清的部队，也有害民之举。

而其根本原因，是天王洪秀全“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

。

到后来，则又有陈坤书、洪春元等部害民。

李秀成说：“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

此人胆志可有，故而交重兵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