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2页）

樊百川则认为：“直隶练军所用之将，皆由曾国藩自南方调来，他们只感曾国藩提拔之恩，而不知有朝廷。

于是绿营‘将皆升转’，按一定程序由朝廷铨选、升补的制度，便行作废。

练军实际成了直隶总督专有的军队。”

李鸿章在1870年（同治九年）接任直隶总督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所制定的练军制度。

他既把曾国藩所制定的练军章程加以完善和确定，又把练军的武器装备提高到与淮军一样，全用洋枪炮，还把直隶练军的规模扩大为32个营、16190人，年耗军饷约120万两，并改由淮军将官训练和指挥，使直隶练军改变成为淮军的附庸，也使李鸿章的军权进一步扩大。

其他各省督抚也参照这种方式，先后办起了练军，但其效果大不如直隶。

如就武器装备而言，到19世纪70-80年代，各勇营已经普遍使用洋枪炮，而绿营却仍然用“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

。

像山西省抽练的绿营练军，直到1883年（光绪九年）时，还“向用土枪，于外洋军火，素未讲习”

。

又如湖北，“通省绿营，向皆沿用土枪，既觉迟钝，亦难及远，不足以备缓急”

。

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时，才由张之洞“饬令一律操演前膛洋枪，其实缺、候补各将弁，并于每营酌挑兵勇练习后膛洋枪，甫经陆续发给操练”

。

对于全国练军的状况，张之洞曾有这样的评论：自直隶创立绿营练兵，“各省仿而行之，然而饷项虽加，习气未改，亲族相承，视同世业。

每营人数较多，更易挟制滋事。

……将弁不能约束，遑论教练。

至于调派出征，则闻风推诿。

其不能当大敌、御外侮，固不待言，即土匪、盐枭亦且不能剿捕。

惟直隶练军皆系勇营规模，其中多有外省勇丁，固尚可用。

此外，各省积弊，大率相同。”

湘军、淮军等勇营的继续存在和练军的出现及其勇营化，不仅使督、抚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所拥有的军权有增无减，而且使之成为洋务新政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推行者。

由督、抚统领的勇营，所以较之绿营有较强的战斗力，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较早、较多地使用了洋枪洋炮。

1865年以后，督、抚不仅在其原有的勇营中继续提高使用洋枪洋炮的水平，并扩大到已归他们控制的绿营练军之中。

既然要推广和增进洋枪洋炮的使用，就必然要提倡制造或购买洋枪洋炮及弹药装备，就必然要建设和推广军用工业。

督抚统领勇营和练军的规模大小和时间早晚，也基本上使他们在洋务新政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人事方面，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时获得的任免、奖惩地方各级军政官员的权力在战后继续保留下来。

在战前，督、抚虽是数省或一省的军政最高长官，包括藩、臬两司在内的省内各级官员都是属员，但是地方的军队由提督、总兵直接主管，地方的财政、人事、司法则分别由藩、臬两司主管，他们分别为武职一、二品，文职二、三品大员，与督、抚既同为开列缺，由皇帝任免奖惩，又同有专折和密折奏事之权。

道、府、县三级官员的任免，也有一套由吏部掌握的制度，督、抚只能依照制度行事。

如其中的道员，全国共有93缺，请旨缺就占有65个，由军机处在记名道员中开单请旨任用，督、抚根本无法插手其任命。

其他官员虽分归吏部和督抚，但既为各种规定所限制，又须奏报皇帝批准。

在战时，地方文武各级官员的管辖权几乎都归督、抚所把持。

对武职官员，督、抚自募勇营，无钦定之制度规定，各级官员的任免就由其把持。

文职官员的任免虽要复杂一点，还要按原定制度办理，但也时常被督、抚以战争为由而突破，唯他们所推荐之人是选。

至于人数较多、职务较重的税务、后勤、营务等非国家常设官员，因任免、奖惩无章可循，更由督、抚自行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