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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5页）

曾国藩随即针对两淮场灶久废、盐商星散、运销滞塞等问题，提出“疏销、轻本、保价、杜私”

四项措施。

为此，在瓜洲设立盐栈，规定盐的出场价格，在泰州和大通设立招商总局，招商领引，缴税运盐；在各省销盐口岸设立督销局，办理督销和抽厘事务。

同时恢复道光、咸丰之际推行的运盐票法，并通过提高起票限额淘汰零贩，专招大商，还实行循环票运等措施，重新确认盐商的专利。

接着，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南和陕西等盐场，也参照两淮办法，相继进行了整顿。

这些地区各有具体做法，或由招贩试运开始，而后逐渐恢复引商，实行按引捐输和循环转运，如浙江；或由官府凑集资本，改埠商为整纲，以济商力之不足，如广东；或将盐商被参革和无商运盐的地区收归官运，如山东；或由原来的专商运销改为设局督销，如河南、陕西；或将官督商销改为官运商销，如四川；或将就井征税的自由买卖制改为就井官办制，如云南。

由此重新加强盐的运销控制。

清政府在整顿盐务过程中，除了继续采取盐斤加价办法、提高税额之外，还着力开征和推广盐厘。

1864年，左宗棠攻下杭州，便开始在浙江征收盐厘，每斤抽厘8文、10文、12文不等。

随后，又在福建推行，以正课1两，加厘9钱；山东、广西也相继举办。

已停征盐税百多年的奉天，亦于1867年（同治六年），由将军都兴阿奏准开征盐厘，“计盐600斤为一石，抽收东钱一吊（1000）文”

，至1877年（光绪三年）又增至“每盐一石收东钱一吊四百文”

。

其他已征收盐厘的地区，则提高了税率，如江西、湖北两省对行销的淮盐所征厘金，每引分别高达银9两和11两。

贵州行销的川盐所征取的厘金，由于沿途设卡繁密，重复征收，更高达每引四五十两不等。

第二，扩征盐厘。

清代盐税的收入原本只有“课”

，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附加以“厘”

，到战后“厘”

的收数大幅度增加，远远超过“课”

，成为盐税收入的最大部分，从而改变了整个盐税的构成。

就盐税收入最多的两淮而言，盐厘收入从1865年的1753139两增至1874年的1917149两，增加了9.35%。

盐厘在盐税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865年为92.9%，次年为83.8%，此后至1874年都保持在78%-73%之间；从1865年到1874年的9年中（缺1867年数）共征收盐税17896627两，其中盐厘收入为13956832两，占77.99%，而盐课只有3939795两，仅占22.01%，前者是后者的3.54倍，其中比重最高的1865年达到近13倍。

与此同时，盐课的年收入也从135005两增至664805两，增加了3.92倍；从而使盐税收入大幅度增加，年收入额从1865年的1888144两增至1874年的2581954两，增加了36.75%。

两淮如此，四川、浙江等地，情况亦皆类似。

尽管如此，盐税的收入仍然大大少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当时仅两淮一地就年收盐课345万两，全国为782万两；1874年时，两淮的盐课收入仅为战前的19.27%，加上盐厘的整个盐税收入也仅及战前盐课收入的74.84%。

盐课的短绌意味着盐的销量远未恢复旧状，盐厘的增加意味着民间食用定量盐的税负大大增加，使人民生活更加艰苦。

就关税开拓而言，主要是通过求助于外籍总税务司，调整税收结构，增加关税收入。

清朝从1859年起正式设立外籍总税务司，由英国人李泰国首任之，其职责是“帮办税务”

，“各口外国之外国人，均责成李泰国选募”

。

1861年（咸丰十一年）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

1863年（同治二年）李泰国因代清政府购买船炮时进行讹诈被去职，改由英国人赫德任之。

赫德和上海关税务司费士来共同代理总税务司之职。

1863年，赫德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

1864年，已经设立的14个通商口岸海关全部归设在上海的总税务司署管辖；赫德还起草了《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略作修改后颁行，由此正式确立了外籍税务司制度，海关管理权完全落入洋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