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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6页）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意味着其地位的稳固和提高。

此后，赫德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从确保列强的赔款担保和扩大对清朝财政控制权出发，对海关的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并迫使清政府采纳。

这些整顿，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海关的管理效力之外，还逐步扩大了关税的征收范围，如把子口税的实际征收地域从原先的上海、镇江、汉口、九江、宁波、福州和厦门7口海关，逐步扩大到所有已开和新开的通商口岸海关；对1858年开征的洋药（鸦片）税加大征收力度；于1861年开征复进口税（亦称“沿海贸易税”

、“复进口半税”

）；又于1887年开征洋药厘金，同时开征土药（土产鸦片）税和厘金，从而在扩大列强对中国海关和财政控制的同时，也使海关的税收较快增长。

包括进出口税、复进口税、子口税、吨税（或称“船钞”

）、洋药税、洋药厘金、土药税、土药厘金等其他收入在内的关税收入总额，从1861年的5036371两（库平银，下同），增至1864年的8377014两，增加了66.33%;到1871年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717471两，比1864年增加了27.94%;1886年再增至15263475两，又比1871年增加了42.42%;到开征洋药厘金的1887年则突增至20081682两，一年之间增加了31.57%;1891年时再增至23126136两，达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最高额，已是1861年的4.59倍。

海关历年收入的详情见下表1-1所示：

表1-11861-1894年海关税收统计表（单位：库平两）

资料来源：汤象龙所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63-68页。

说明：（1）1887年的洋药厘金数为3-12月数。

（2）“土药税厘”

包括土药（即土产鸦片）的税和厘金两项。

（3）“总计”

数额中未包括原统计资料中的“其他”

（即漏税罚款及俄商陆路税等）一项。

从表1-1可见，在关税收入增加中，新税种的开征和推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1861-1894年间，关税收入数额增加的状况是：总收入增加了3.53倍，其中进出口税收增加了1.98倍，而其他各新税种收入总额（为了便于计算，含表中未列的为数很少的其他收入）增加了13.30倍。

各新税种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虽然与其底数较少有关，但其增加的绝对数额和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

如关税收入总额从5036371两增至22797364两，增加了17760993两，其中进出口税收，从4347408两增至12948489两，增加了8601081两，占总收入增加额的48.43%;各新税种收入的总数从688963两，增至9848875两，增加了9159912两，占总收入增加额的51.57%;新税种收入在海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3.68%提高到43.20%。

当然，新税种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洋药厘金的开征，其收入在1887年开征的当年就高达4252746两，是该年其他新税种收入总数4184120两的近101.64%，占新税种总收入8436866两的50.41%;第二年又迅速上升到6566282两，达到其他新税种收入总数4579419两的143.39%，占新税种总收入11145701两的58.91%;即使到了1894年，其收入下降至5219816两，仍是其他新税种收入总数4629059两的112.76%，占新税种总收入9848875两的53.00%。

这一增收的洋药厘金，当然意味着大量的鸦片输入，对中国的人民和社会来说是一种祸害；但是鸦片的大量输入在洋药厘金开征时已经存在，从洋药厘金和洋药税的收入变动状况来看，开征这一税种并没有引起鸦片输入的大量增加。

对于海关开征新税种而增加的收入，有两点需要指出。

一是这些新增税收中的子口税和洋药厘金，实质上是由原归地方政府收入的厘金转化而来。

子口税的开征，其本意是为了使外商在运输进出口货物时避开厘金的苛繁，转运的货物在一次性缴纳子口税后便可免除运输途中的厘卡稽征，故有厘金的“抵代税”

之称。

与厘金相比，子口税具有便于商旅和税负相对较少的优点，因而不仅使外商大多认缴子口税，就是华商也多有假托外商之名缴纳子口税而避纳厘金者，从而使大量厘金流变为子口税。

如征收厘金最早、最多的江苏省，就因此从同治中后期起收入“逐年减少，有江河日下之势”

。

洋药厘金和土药税厘的开征，则更是直接将原由地方征收的洋药厘金和土药税厘夺归为海关征收。

二是关税收入的增加，并非全是开征新税种所致，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总值从1864年的9486.5万海关两增至1876年的15112.1万海关两、1888年的21718.4万海关两、1894年的29020.8万海关两，从头至尾增加了2.06倍。

海关关税收入的不断增加，对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不少影响，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关税在清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在1864年之前，海关关税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少的，如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时只占2.10%，1812年（嘉庆十七年）时也仅为2.30%，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时略提高为5.30%，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才提高到9.50%。

进入1864年，海关关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便提高到了两位数，即12.89%。

此后继续不断提高，1886年增至18.55%，1887年再增至23.41%，1889年达到最高数25.44%。

关于这一时期海关税收占财政岁入比重的历年情况，目前尚无系统的统计，现取刘岳云的光绪会计表和上述的海关税收统计资料，对1861-1894年的历年状况作了系统的统计，录之如表1-2: